在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这招一定会赌赢，因为皇帝不但胆小怕事，而且极其好面子，真要是雷厉风行，整个官场风气早就可以焕然一新了。

这件事就是崇祯刚刚继位没多久便发生的“韩一良事件”！

韩一良原本是个七品小官，因为对皇帝说了实话，被擢升为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负责处治贪墨，追缴赃款。

这货一激动便道出实情，说买官卖官之风早已遍布大明各地，他一月便已拒五百两银子的礼金。

搞得崇祯大为心动，让其道出投献者的名字，这样便可以给自己发起的消灭蛀虫行动开个好头了。

韩一良已经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决计不敢一错再错了，哪怕有皇帝的支持，他也不敢与整个官场为敌，更何况皇帝刚刚集成大统，本就没什么执政经验。

时任吏部尚书的王永光便乘机疏言“为臣者应知无不言”，让韩一良交出手里的证据。

这招可谓阴损至极，因为韩一良根本就没有拿到证据，而根据《大明律》，诬告贪墨者，反坐贪墨罪！

面对一群道貌岸然的衣冠擒兽，孤立无援的韩一良知道自己百口莫辩，即使皇帝当众质问，也只能保持沉默。

觉得自己被愚弄了的甩锅爹一怒之下便褫夺了韩一良的官位，让其滚回陕茜老家种地去，没过多长时间，韩一良便抑郁而终。

这件事也给普天之下的清官们提了个醒，不要轻易对脑残皇帝瞎说实话，否则大家会群起而攻之，后果是很严重滴，此人便是例子。

自“韩一良事件”发生之后，朝廷再也没有实施清理蛀虫的行动，甩锅爹“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初衷也变成了大明官员茶余饭后的谈资。

面对咄咄逼人的辫子，东林大员们反复重申朝廷不能增加商税，使得崇祯皇帝既没有能力增加岁入，又没有银子安抚西北，空有一身抱负，却搞得珉变丛生。

“姚明恭！你没有证据，便是在诬蔑本官，罪不容恕！”

证人又多出一个，这下薛国观纵然老谋深算，也有些不淡定了，被两位内阁成员指认的首辅，在太子眼里可就有些危险了。

看情况，张、姚这两只畜牲是要与自己来个鱼死网破了，可作为首辅，自己又能去咬谁呢？

倘若二人冒死扇动太子成功，自家便要面临灭顶之灾，大厦将倾，定然不会留下完卵，必须立即想个对策出来。

好在陈演、魏照乘、陈新甲、田维嘉由于不想被两条疯狗咬住，都是站在薛国观一边的，竭力抱团洗脱诬陷罪责。

但最终的决断权只归太子所有，所有的狡辩之词都只能作为太子的参考依据而已。

看着两伙狗互咬了一会儿，幺鸡背着手邪笑道“如今国难当头，太仓不济，朝廷里却连一个主动捐资的官员都没有，这些官员明明家财万贯，依然一毛不拔，面对急转直下的大局，仍旧选择冷眼旁观！本宫一提到增加俸禄，倒是两眼冒光，亢奋不已，可谓大钱要捞，小钱都要赚，一万两不嫌少，一百万两不嫌多！百官不想着为朝廷效力，反而是费尽心血地在敛财，普天之下，亡国之臣数不胜数，长此以往，我大明焉有不亡之理？诸位日进斗金的爱卿，你们说呢？”

偏听偏信的甩锅爹与这些欺下瞒上的蛀虫堪称绝配，没过五年便把帝国给折腾垮了。

自己算是半路杀出的抢戏路人，打扰他们的好事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

谁能接住这话，能让太子收回成命，谁就有欺君之才了，起码不比温体仁差。

正在互咬的首辅、尚书、侍郎可不敢贸然触怒太子，同僚们互相攻击是一回事，捋太子的逆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七位大员被太子噎得哑口无言，立刻全都消停了，暗自在心里揣测太子这番评价到底是何用意，自己能否得以幸免。

通过某些人的亲身经历表明，太子不是刚愎自用的皇帝，以前那些惯用手法在太子身上一点都不好使，施法者反而会深受其害。

太子人小鬼大，心思缜密且擅长诡辩，若是没有非常之举措，引其倾心，打动之可能便微乎其微。

薛国观作为首辅，若是圣上迁怒，首先被降罪的自然是他。

原本大家集思广益，或可找出一条求生之道。

可当着太子的面，又不能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自顾自去想办法，不但耗费时间，而且不一定能行得通。

更重要的是，机会恐仅有一次。

张四知抓住机会，切中要害，果然转移了太子的注意力。

其自身虽未转危为安，却将水搅和地更加浑浊了，多多少少也实现了些目的。

薛国观也猜到了这位小伙伴的目的之一，那便是拖延时间！

时间拖地越久，太子便越难作出决断，若能在背后运作一番，说不定还真能起死回生。

看着张四知那副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薛国观不禁眼中冒火，恨地咬牙切齿。

事已至此，对首辅来说只有两种结果。

其一，张、姚二人必死，他人幸免。

其二，大家都被太子殿下从轻发落。

还有第三种，但他是绝对不愿去想的。

比较起来，前者实现的难度更大，却更解恨。

只可惜薛国观入仕许久，仍旧猜不出太子最终将如何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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