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望梅止渴 理性、理想与现实

人的“理性”，其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人的理性是表现为自私还是表现为合作，是表现为低层次的合作还是表现为高层次合作，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西方经济学的“满意化”实际上就是利益最大化，是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等各种因素后的利益最大化；而传统的“最大化”本质上是线性最大化，只能抽象地存在人的大脑中，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线性最优，实际上并非最优。是否最优，只能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完整态系统为参照，而不是以纯粹客体为参照。在这里，与其说是“满意化原则”与“最大化原则”之间的区别，好不如说是不同参照系中的“最优”。其中，只有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参照系的最优，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最优。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是从两个极端割裂了人在主客体统一过程中理性的具体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相对于特定的经济过程来讲，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在这里，“完全理性”就是通过“有限理性”体现出来。这就是对策。但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把“完全理性”看成是“有限理性”的彼岸，则只能陷入不可知论而成为“博弈”。

西方经济学的“近似理性理论”，说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不仅是理性同客体的统一，而是理性、非理性的综合同客体的统一；人的理性的“最优”，不仅仅是金钱的最优，而是金钱、文化、习惯、名誉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最优。把金钱最大化看成“最优”，其他的都是“次优”，这与其说是理性与非理性、近似理性的区别，还不如说是对“理性”理解的参照系不同，也即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经济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灾面前，如果每个人都按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原则”行事，后果不堪设想。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是对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矛盾。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雷锋以及同他一样的人的行为并不“傻”；同样也是理性的人与人的理性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理性。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的非理性，从价值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却恰恰是理性。花六块钱的汽油费去买5块钱的商品，从价格（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然而却是实现价值的必须手段，因而是理性的。从汽油费和商品价格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发达的工业社会，市场已经越来越立体化了；商品交易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关系，而是包括各种复杂的价值转换过程的综合体；价格关系只不过是复杂的商品交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把简单的价格换算关系说成是理性，把除价格关系以外的关系说成是非理性，是把简单的、平面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具体的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是思维方式与时代要求的不对称。

人的理性不是线性的、单要素的，而是由“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对象意识”、“自我与对象相互关系的意识”四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系统。“认识你自己”是自我意识，“设身处地”是他人意识，“放眼世界”是对象意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与对象关系意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同人的其他几方面的意识割裂开来，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面的。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也非绝对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过非理性来升华和体现；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的直觉能力，往往是各种理性和经验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认为只有能够通过数字模型来表达的行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面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于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够通过数字来建模。正因为人的理性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所以人的许多理性行为是非自私行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许多自私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如为了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划等号没有事实和逻辑依据。在动物界，同类之间的相互合作总是多于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同类之间合作地较好的，其生存竞争能力总是高于同类之间合作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就应该比一般动物更知道这一动物界生存竞争规律。如果人与人之间是狼，那么人类将比其他动物类种更早走向灭亡。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自私的反面，而不是自私。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企业法人也一样：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合作。

事实与逻辑证明：人的“理性”，其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人的理性是表现为自私还是表现为合作，是表现为低层次的合作还是表现为高层次合作，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不对称的。在这里，对人的本质考察的逻辑与历史必须统一。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但人的理性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辨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

人的最高层次的理性就是理想。理想：实践目的升华；实践目的：理想的现实凝结。目的和理想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推动了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主体和客体之间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组成了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把理想和现实的对称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能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现实表现，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想和现实都有整体和局部、绝对和相对之别。社会的理想，就是每个个人的理想升华；社会的现实，就是每个个人的现实总和。推动每个人活动起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根本动力，就是满足需要的愿望同需要满足的现况的对称。如果人没有满足自己需要的愿望，或者人的一切需要都实现了满足，那么人就不会活动起来，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美好愿望，就是理想，整个人类的理想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就是使每个人都成为主体，使社会成为由主体组成的社会；每个人的理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实践的目的。人们从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出发，运用一定的实践工具，作用于一定的实践对象，获取一定的实践结果，从而改变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现状，使自己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这样，就使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都得到了发展。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就使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都得到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机体都得到发展。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微观来看，每个人的目的（长远的根本目的是理想）和现状的对称是推动个人实践发展的动力；从宏观来看，作为每个人的目的、理想总和的社会理想和作为每个人的现状总和的社会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而主客体的关系本质上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最高层次的目的是理想，而最高层次的手段是现实。因此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这一社会基本对称进行再概括和再抽象的结果。

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理想和目的关系，对应于需要和兴趣、动机的关系。但前者属理性认识范畴，后者属潜意识的范畴。

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直接动力则是目的，目的升华就是理想。把理想和现实的对称看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不断产生和解决的必然过程，则可以解决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的对称，把历史规律论和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对称哲学。

登高望远 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单个资源的最优利用，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要用系统论来扬弃矛盾辩证法，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建构和谐社会。

工程：系统性、操作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造型的人类系统的实践活动。社会经济工程与一般经济活动的区别：有没有自觉的主客体的对称性。任何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工程，任何社会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任何社会系统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单个资源的最优利用，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用线性规划对单个产品优化利用，既不可能做到最优，又无意义。单个产品（如钢板）的优化利用方案可以运用数学方法（线性规划理论），但作为企业不可能仅仅考虑单个产品的优化利用，而要考虑怎样提高整个企业的系统功能；而要提高整个企业的系统功能，就要考虑规模效益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线性规划可以解决的，更多地要靠非线性规划、靠信息方法、系统方法、对称方法，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称方法。所以，对企业和社会生产只能用系统工程方法。对价格不宜采用“客观制约估价”，而应综合考虑技术、市场、成本等多种因素。“客观制约估价”只适合计划经济，不适合市场经济；只适合传统经济，不适合知识经济。

系统论是社会系统论的基础，社会系统论是系统论的升华；社会系统论是社会工程论的基础，社会工程论是社会系统论的升华。生产的内部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及其内部结构，如果不能还原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的对称关系，就不能抓住本质，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造成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因不在于工程，而在于片面理解的工程，把工程仅仅定位于物质生产过程。要使人与自然重新走向统一，就必须把原有的工程概念移植到社会领域与思想领域，形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形成社会工程学，从而大大提高社会效益和思想效益，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果把改革看成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更快更好地取得更大的成功。

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以创业系统工程为基础。社会工程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工程，社会经济工程的核心是创业工程，创业工程的核心是国民创业体系。工程——社会工程——社会系统工程——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国民创业体系：创业路线图的逻辑与历史。

对称方法——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化的对称方法，是非系统向系统转化、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对称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只要运用对称方法，经济的主体与客体就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就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就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就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就是对称的。

所谓系统，就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是系统论、矛盾辩证法也不是系统论，或在层次上低于系统论。因此，《资本论》与自由主义都否认了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过程是一个系统，因而都是不能合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却是把社会经济过程看成支离破碎、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以合作为主导的过程，这根源于配置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经济困局的本质：企业内外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协调、结构不合理。困局的根源：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学范式、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困局管理是比危机管理更深层次的管理。

对称经济就是通过对称经营、对称管理实现对称发展的对称发展模式与对称经济工程。

对称经济工程，是经济过程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通过经济过程、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发挥经济体的最佳功能。

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称工程学。在对称工程学看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市场经济，就是在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对称工程学原理突出了通过人的自觉活动使社会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称工程学是把经济学与管理学结合起来走向新的综合的纽带与框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向经济活动实践转化的桥梁。对称工程学通过自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称规律、建立对称的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工程学范式，使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工程学范式同人类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称、经济活动模式同人类对称的整体实践模式相对称，摆脱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与工程学的脱节，使企业和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