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很矛盾，不想让父亲出事，亦不想让罗红素发生意外，世间的事有时真的很难定论更难决择。

他总是神出鬼没，我在犹豫是否跟他摊牌，可他会相信吗？如果自己说一些与他相处为外人知的事，他即便相信仍继续执意要复仇呢！毕竟现在自己的身份不可能做回他儿子。

我放下给罗红素的电话，叮嘱她加强安保，如今事情到这地步说实在的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些贩卖器官、诱捐医生、卖数据信息、利用职务之便给有钱或有权的人优先安排零件源的医院领导，他们确实该死。

其实处于这环境这么久我看到了所谓精英层的黑暗与种种唯利是图的行为，我对这世界人们定制的规则已经有些不屑了，不过不屑归不屑，但学会利用是必须的，只有学会利用人们为社会定制的各种限制和规则才能不受制于人。

所以在我看来规则法制它并不分对错，它只是维持社会稳定运行的必要准则，它是大多数人必须遵守的规矩而已。

当你看到抢劫或抢小孩你上去行侠义之事把抢劫或抢小孩的人弄死了，当你被抓起来时他们会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讲规则为所欲为那这个社会岂不大乱了。

事实是，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拥有侠义之心，世界只会更加美好安宁，坏人无所遁行。实际上他们抓你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杀了坏人，而是你破坏了他们制订的规则，你的行为已经高出了制度的规则，你的行为无论高出还是低于规则都是不允许的，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社会。

这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我们的制度不能完全倾向于正义和道德真善？为何有时候身边的事情似乎表明制度更偏袒有权有钱者甚至是邪恶之人？一些人可能会说，制度需要保持客观、公正，并基于事实证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定制度的同样是人。这些人无法亲身经历社会的每一种情况，因此在制定规则时，必然会受到自身经验和认知的局限。而且，制定规则的人通常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背景和经历自然会影响到规则的倾向性。

这种现象其实很难纠正改更，但它提醒我们要认识到制度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偏见。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改进制度让所有公民都参于建议修订制度，以确保其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

比如有些人 18 岁就开始当官，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磨砺和困难，又怎能理解老百姓的生活艰辛？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先积累一定的社会生存经验，拥有十几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后再进入公务员队伍，那他们是否更能设身处地地为人民服务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人已经体验过社会的酸甜苦辣，了解到了民生的艰难。同样，如果参与制度制订修订的人员来自社会底层，经过三四十年的生活洗礼，曾经从事过十几个甚至二十个不同行业，并保持着良好的品德，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是否更符合实际情况呢？我想也是肯定的。

这个世上，真正追求人类文明进步，不断走向公开公正的信仰毕竟是少数人的，所以这社会是个极度复杂的社会。

有些规则看似合情合理，但只要有利益可图，它们就会变得扭曲变形。以器官捐赠为例，最初建立这个体系的目的是让那些已经无法挽救生命的人能够将宝贵的生命延续给其他有希望的人。为了防止有人借此谋取私利，我们规定了免费和自愿捐赠。然而，受体的手术和医疗费用并不免费。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捐赠，并对捐赠者的家属表示感谢，给予了一些补贴金。但这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病人通过贿赂医生获得更好的治疗资源，而一些医生则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好处费等，这些现象使得原本美好的初衷变得扭曲。

于是被自愿签捐赠协议、被脑死亡、被意外等等情况出现，甚至有的在黑市里完成手术于是有人被失踪等各种离奇情况。

制度规则必须取之于民符合民情生活环境的需要，执行制度政策的人与事件本身只有公开透明才会趋于公平化。

这些都是题外话，不过我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些利益性的偏差存在才导致的。

他的作案似乎并没有规律章程，我不知该如何阻止他，我更是从没想过他会对我有如此之深的父子情。

或许我可以直接找燕北飞联系他见面，一旦这样做了就意味着有人知道了我的秘密，哪怕那个人是我父亲，这都极为不安全的，尽管我确定他对我的父爱确实堪比泰山。但万一他无意泄露了呢！这种离奇的事一旦公布于世那我无法逃离被人抓去研究的下场，这就是我犹豫的地方，或许也是我自私的一面。

所以我的心有些迷茫了起来，人生许多时候真很让人难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