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像出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壮观场面了。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

那么长的沟渠，一条条旧沟被填埋，一条条新沟被挖出来。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靠着人们肩挑手挖干出来的。

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到后来，王鹏飞也下地挖了三天土，凭着那比牛还大的力，一个人干了两三个人的活，大伙都说王顾问不光技术好，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

东方思英、卢荟和秦朗三人还解剖了一头感染了的牛，从牛肝里取出了不少的成虫。

看着那1-2厘米长的红色小虫，秦朗居然一天没吃饭，三天没去病房。反倒是东方思英跟卢荟一点事没有，照常吃喝。

夏县长根据王鹏飞写的报告，又结合实际，采用了很多办法，石灰太贵太少，在水田里用茶枯（榨茶油后的渣饼）杀钉螺的效果也不错，妇女儿童用长筷子找钉螺太慢了没效率，还容易遗漏，先用火烧一遍野草，再翻地曝晒，效率更高。

王鹏飞还跟着刘老舅爷学习了怎么改良槟榔丸，让其对血吸虫病更有药效，不得不说，这老中医还真有几把刷子，在知道这虫是怎么感染人了后，刘老舅爷改良后的槟榔丸果然效果更好了。

到了第十天，接到了李院长的电话催促，这才收拾东西准备回京城。

王鹏飞知道这个治理血吸虫病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事，这是一件长期艰苦的工作。血吸虫病光是治病，中医有的是办法，但这事难就难在，怎么防止再次感染，不然后世也不会一直到新世纪都还有这个病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环境的治理，我党带领下的农民群众，总能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他还是相信家乡父老能在夏县长他们的带领下消灭这种疫病。

他在临走时，跟夏县长和县委书记谈了好久，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这血吸虫的防治，可能会出现反复，是个三五年甚至更长的长期防控工作。

后来想到县里也没有一台好的显微镜，于是临走前还是把带来的显微镜留下了，看着夏县长给车上硬塞的土特产，就算是临走前给家乡留下的回礼吧。

八月中旬，王鹏飞回到了京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这次去疫区的人员，进行自我隔离，他们在荣军院原来的加工作坊住下了，这里远离水源，粪池也是用水泥抹过的。

李院长催王鹏飞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但就是人去了二十多天，心里不放心，当时又对血吸虫病不了解，只是道听途说，感觉很可怕。

严副院长则不一样，他是医生，知道这病就是寄生虫，能治，但费时费力，在疫区因为环境因素，容易反复。

当时全国解放了也没有多久，医疗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有老中医，能治，有的地方就是村里的巫医，治不治得好，那得看命，所以有的地方能控制住，有的地方则是一死就是半个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