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只看建安二十年的头三个月，那这一年，一定是梁祯的幸运之年，正月，梁祯率军在吕梁山大败鲁肃率领的孙权军，斩获数千人，二月，梁军步骑六十万，逼近寿春，十天之后，寿春城破，守将凌统 战死。

凌统可是江东十二虎臣之一，他的战死，给吴军士气所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极其巨大的。而梁军经此一战之后，更是气壮山河，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大有就此一统江东之势。

三月，华歆、王朗等一众士人正式上书汉帝，请求汉帝表彰梁祯重塑河山之功，破格册封梁祯为魏王，并从冀州割出十个郡，作为梁祯的封国。此疏一上，朝野俱震。太仆杨彪当即表示，有太祖遗训在此，非刘姓不得称王，因此华歆等人的用心，是险恶的。

杨彪并没有直接谴责梁祯的不臣之心，而是借以太祖刘邦当年那句“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的祖训，来指责华歆、王朗等人意欲置梁祯于不义之地，进而要求梁祯除掉这些人。

杨彪是历经两朝的老臣了，其人又出自同为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中，都享有崇高的声望，因此他一开口，华歆和王朗等人，就立刻陷入了不义之地，士林之中，讨伐他们的言辞，亦是不绝于耳。

梁祯是在四月初接到华歆、王朗等人正因提请给自己封王的事，而被口诛笔伐的消息的。当即，他就下令停止向合肥进军，同时，留下徐晃镇守寿春，五天之后，更是下令诸将率军各还本州，而自己则带着从邺城来的中 央兵团，返回邺城。

若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梁祯无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孙权早在得知寿春城破，凌统 战死之后，便率军退还江东，仅留下猛将甘宁，率领一万多军士，驻守在孤城合肥。要是此刻，梁军乘势猛攻合肥，那合肥城，十有八九是要归梁祯所有的。

但若从全局来考虑，这个决策，也不能说是错，因为坐镇尚书台的华歆，已经被来自士林的攻击给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操办东征大军的军资的输送？而且，华歆、王朗等人不过上了一封奏疏，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一片声讨之声，这还只是在明面上的反对声，暗地里呢？会不会又有第二个董承，在密谋“衣带诏”？

因此，梁祯才会连合肥都不打了，带着部曲就往邺城赶，以试图在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之前，率重兵赶回邺城，以震慑住庙堂中的那一帮蠢蠢欲动的野心家。

只是，俗语有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梁祯想到了邺城可能会出事，因此急不可耐地往邺城赶。但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可以通过舍弃合肥的方式，来扼杀了从邺城诞生的阴谋，但却无法保证，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不会发生任何灾祸。

这件事，还要从建安十五年说起。当年，黑齿影寒率军平定关中后，梁祯的谋士们，总共替他提出了三条建议，即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其中，上策是取寿春、合肥，因为这一路上，都有河网相依，军资转运便捷而成本低廉。

中策是取襄阳，因为这襄阳乃是荆州北上中原的门户，若是能够将其掌控在手，那刘备就算北伐的执念再深，也会因襄樊防御体系的存在，而不得不望江长叹。

下策是先取凉州，后取汉中，安定关中的同时，从北面威胁益州，以增加刘备的压力。

此三策，无论梁祯最终决定采纳哪一条，对孙刘而言，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上述的这些战略重点，一旦为梁祯所占据，那统一战争的主动权，便会被梁祯牢牢地握在手上。但只惜，这三条计策，梁祯虽然都听进去了，但却没有从中采纳一条，而是打算见步行步，因为这襄阳、寿春和合肥、凉州和汉中，梁祯都想要。

而众所周知，都想要的结果，就是都得不到。或者说，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

除了在大的战略方向上，梁祯举棋不定之外，在小的方向上，他也是谬误频出。就拿这关中来谈，无论是荀攸还是黑齿影寒，都再三委婉地道明，欲取汉中，必平凉州。如此，大军方可安心入蜀，而不必担忧背后的陇地。

但梁祯，却将这最重要的决策，交给了梁琼来做。而他又恰恰“忘”了，梁琼和黑齿影寒不和，因此为了无论是为了拔高自己在军中的威望，还是在梁祯面前，证明自己比黑齿影寒能干。梁琼都必须采取与黑齿影寒所说的，完全相反的策略，如此方能证明自己技高一筹。

梁琼的这种心思，贾诩知道，荀彧知道，荀攸知道，钟繇知道，黑齿影寒知道，法正知道，黄权知道，就连梁祯自己，也是知道的。但鉴于种种原因，梁祯一直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如此，便给了法正、黄权可乘之机。

只惜，法正和黄权不是贾诩或荀攸，他们的建议，言辞一点也不委婉，不，他们甚至懒得用言辞来说服梁祯，而是直接采取行动来向梁祯证明此举之弊端，而这行动结果便是：梁军汉中兵团全军覆没，主帅梁琼兵败身死！

建安十九年冬，刘备依法正、黄权计，率军抢占定军山，杀败驻防此地的两千梁军。梁琼闻之，果然亲率大军前来相救，而后被赵云依山阻击，两军相战于山南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