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人，明朝末年大臣。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而弃官归乡，赋闲近十年之久。还京任职，历任吏部验封司郎中、顺天府丞，调任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镇压农民起义，擒获“闯王”高迎祥，消灭十五股义军，稳定了陕西的局面。因清兵入塞，赴京勤王，在卢象升战死后代其总督各镇援兵，不久以失聪为由请求辞职，遭到崇祯帝怀疑而下狱。在崇祯帝催促下出潼关进剿李自成，在郏县之战中败退陕西，出关进剿李自成，在汝州之战中溃败，不久后阵亡于潼关，享年五十一岁。

孙传庭，仪表魁伟，身长八尺，能左右射，武艺绝伦。六岁入读村塾，十三岁在童子试中夺魁，成为生员，此后在学校的各种考试中都是第一。乡试中举，翌年通过会试和廷试，考中三甲第41名，获赐同进士出身，袁崇焕、梁廷栋、马士英、姜曰广、吴阿衡、薛国观、丁启睿、刘宇亮、杨文岳、余应桂、邵捷春等知名大臣与他同榜，并成代州孙氏第一位有进士功名者。

孙传庭初授永城知县，不久调任商丘知县。当时，后金占领辽东，身在内地的他深忧时局，曾写下“山海徒闻尚可支，堪怜一线系安危”、“丸泥不是封关计，仗剑谁歌出塞词”、“圣主若虚前席待，愿将血泪洒丹墀”等诗句，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志向。因在徐鸿儒起义时防备有功，获得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褒奖，入朝述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升至稽勋司郎中，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告假回乡。

弃官回家后，在家侍奉母亲，教授学生，同时“大治第宅、辟园圃，穿溪叠石，种松、栽荷”，与宾客“酌酒选奕、赋诗谈笑”，过着“朱楼画舫，花晨月夕”的安逸生活。

崇祯年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入侵，国事日益糜烂，山西更是成为农民军、后金军与明军三方的战场。面对如此时局，孙传庭也开始留心兵事，志在“澄清天下”，他的门生冯容以“天下事殆不可为”劝孙传庭放弃对国事的关心，但孙传庭不以为然表示“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后金第二次入塞，代州也遭到蹂躏，孙传庭在闰八月上《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提出了步兵扼守险要抵御后金骑兵的方法；后金第三次入塞，孙传庭派家丁王承嗣、孙剑等击退后金兵，保卫家乡，回到朝廷，任吏部验封司郎中。由于他喜谈边事，便以“边才”越级升为顺天府府丞，成为督抚的候选人。

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官。当时，吏部尚书谢升与孙传庭不和，为了将孙传庭调走，便举荐孙传庭来接任陕西巡抚，担当剿灭农民军的重任，当即得到崇祯帝批准，但孙传庭也有意出任此职。崇祯帝在便殿召见孙传庭，孙传庭请求提供充足军饷，但崇祯帝表示“措兵难，措饷更难”，答应给他六万两饷银，但以后由他自筹。孙传庭入秦履职，期间募得三千劲旅，积极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的战斗力，履任不到一个月就派副将罗尚文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时，明军的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由卢象升负责镇压，将高迎祥围困在郧阳山区。高迎祥欲经子午谷进攻西安，孙传庭便和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率军堵截于子午谷之黑水峪，以逸待劳。高迎祥率部从盩厔黑水峪进至仙游寺，与孙传庭交战，此后孙传庭“四日三捷”，最终俘获高迎祥。

孙传庭联名洪承畴传捷京师，崇祯帝大喜过望，降旨褒奖。孙传庭遵旨将高迎祥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农民军最强的一支就此瓦解。高迎祥被俘后，孙传庭招抚了农民军领袖‘蝎子块’拓养坤、‘妙手’张文耀等，击破‘过天星’张天琳、‘混十万’马进忠、‘大天王’高见等，基本确保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孙传庭由此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几乎超过了他的上司洪承畴。

此后，孙传庭一面清屯练兵，一面围剿农民军，洪承畴负责围剿西面的‘闯将’李自成等，而孙传庭则负责围剿东面的‘混天星’郭汝磐、‘过天星’张天琳等。孙传庭先后于合水、澄城、庆阳等地连败六队、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而后三部义军在屡败后，都陆续归降。洪承畴也在与李自成的战争中连续获胜，李自成本想东出与过天星等部会合，然而他们都投降孙传庭，他顿时势孤失援，洪承畴趁机在潼关南原将其主力歼灭殆尽，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围。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也投降了明廷，农民军一时归于沉寂。此时清军第五次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赴京勤王，不仅给了李自成以喘息之机，也改变了孙传庭的命运。

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青山关入塞侵扰，京师戒严。崇祯帝先命丁父忧的卢象升夺情起复，总督各路兵马抗清，又命洪承畴、孙传庭赴京勤王。洪、孙率五万秦军离开陕西，经山西入京，行军过程中上疏主张对于清军不可轻战、严加防守、伺机反击。

当孙传庭行过徐沟时，因清军南下真定、保定，兵部便急令孙传庭赴援，孙传庭随即勒兵改走井陉，至十九日晚抵达，立刻攻击围城清军，迫其退去。次日，清兵又围城南，孙传庭即选精骑出击，追杀十余里而还，至二十一日，清军退去，孙传庭又在晚间命士卒举火袭扰，令清军大惊。二十四日，因卢象升己率兵在二十二日赶到真定，孙传庭即继续北上，两日后到达保定，忽然又接到兵部咨文，让他就在真定暂驻御敌。

孙传庭以为卢象升既己至，自己大可不必再往，遂移文兵部请旨。兵部发来明旨，命孙传庭以兵部添设左侍郎衔会同卢象升、高起潜协剿，他便在初五日从保定南下，次日即抵定州，因见手下兵多怯懦以致清军猖狂无忌，孙传庭深感痛心，遂上一密奏，直言不可浪战。几天后，卢象升战死巨鹿，崇祯帝命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并赐以尚方宝剑。但因为前此卢象升、高起潜相继兵败，孙传庭此时虽名为总督，实已无兵可督。

崇祯帝又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当时，清军占领济南，明军却按兵不动，坐视山东被铁蹄蹂躏，充当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孙传庭互相指责，刘宇亮称他促孙传庭出兵而不出，孙传庭则强调是刘宇亮不敢出兵，并阻止他进兵。另一方面，孙传庭上疏指责关宁总监高起潜麾下的祖宽要对济南失守负责，得罪了高起潜。尽管有刘宇亮、高起潜的掣肘，孙传庭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既定御敌方略，在东安、武清、蓟州、冷口关等处邀击清军，取得小胜，直到三月十一日清军出塞。

孙传庭受任保定总督后，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帝，商讨军国大事，但不仅高起潜与他不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怕孙传庭“夺席”，遂屡屡阻挠，孙传庭便在通州待命。孙传庭得感冒竟致耳聋，到五月初九日上疏请辞保定总督，并举荐杨文岳替代。崇祯帝认为他在推诿责任，要求他继续负责练兵，并命兵部派人核实，回报属实后，才将他革职，并派御史杨一儁再去核实。孙传庭移驻易州，等待再次查勘，此时又有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举报孙传庭，称孙传庭乱抓百姓。杨一儁再次核实孙传庭病情属实，并将尹三聘的告状称为“泄愤”而不受理。崇祯帝在杨嗣昌、高起潜等的影响下，已失去对孙传庭的信任，得到杨一儁的回报后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遂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派锦衣卫将孙传庭逮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