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有没有问题啊？”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怎么被隔离了啊？”

“坐火车时我对面那个人被隔离了，我是被连带的。”

“叫你屁娃儿动作快点，去坐大巴车，你非得慢腾腾的，大巴车也没坐上，这下好了！坐火车！你隔离去吧，最好永远别回来！”

“姐姐！你不要这么说嘛，不吉利。”

“谁是你姐哟！你自个儿表现好点儿，早点儿出来，重新做人！”

“个人爬！爬远些！老子又不是坐牢，铲铲个重新做人！”我急呼呼的把她电话挂了。

朱丽先和公司领导打了个招呼，然后又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好像她妈特别担心她，似乎在催她回沈阳去。朱丽一个劲儿的说没有事，然后就是抱怨，说回去后脸上会长痘痘。最后母女俩应该是不欢而散，朱丽也是气呼呼的把手机摁掉了。

说是隔离，也就是把我们和外界隔离，我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相走动，就是不能出院儿。院门锁着，出不去。

自从早上出来，我们还没吃饭，折腾了半天，我都饿得不行了，午饭吃了不少。

我所在的房间里摆放了四个铁架床，是上下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主动挑了个上铺，翻了上去。

这个房间并不大，睡我们四个人，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不一样的就是室友年纪大了些。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相互之间还有些新鲜感，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我的下铺是位大哥，来自贵州，目前在成都打工，每年回两趟老家，他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他说：“我在成都，这一年也挣不少，离家也不算特别远，比去海南强。”

“你以前在海南干啊？”

“嗯！在海南干！海口、三亚，啥都干。现在海南完了！干完活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工钱，别说我们拿不到，就是包工头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也拿不到。那些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遍地都是，没修完，没有人要。”

“那你在成都做什么啊？”

“在成都进厂，比较稳定！”

“那你被隔离了会不会被开除啊？”

“我问过了，不会。”

“那还好，那还好！”

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做期货的小伙子，平时不主动和大家说话，一有时间就打电话问期货价格怎样了。一天，我问他做期货现在是亏了还是赚了。他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赚了几百万吧。”

大家都不大信，认为他在吹牛。

直到有一天，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说他们害他亏了一千多万，哭得十分伤心！我们才相信了。由于非典的缘故，证券市场也不好过。

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同事发来的一个段子：两人在餐馆吃饭，一人想吃海鲜，另一人劝他，说他病没好，海鲜是发物，不要吃。他坚持要点，还大喊大叫“我非典，我非典！”于是被人按住带走了。

关于非典的段子开始多了起来，大家都发挥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各种调侃非典。

朱丽和其他三个女孩住一个房间，刚开始的时候情绪还比较稳定，后来就越发无聊了，于是我们就时不时串门聊天，聊以打发时间。

这期间，她把我的裤子洗了，要把她的裤子换回去。

我说，不行啊，我没裤子换，把你裤子又弄脏了。

朱丽似乎明白了什么，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过了一会人，稳定住了情绪，对我说道：“那你也得把我裤子还我啊！”

“那我洗了再给你吧，”我小心翼翼的说道。

“唉！算了吧，信不过你，怕你洗不干净，我自己来吧。”

于是乎就把裤子换回去了。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每次吃饭的时候碰到她，都很不好意思。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坐在下铺，双手抓住上铺床沿，准备来一个翻身上床，不知怎的，床没稳住，翻了，把我砸在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