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民众的道德信念遭受巨大冲击，社会风气变得极为恶劣，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汪精卫的叛国投日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华在国际上的形象。

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国行为，让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战决心产生了怀疑，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中华的信任和尊重，使中华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玷污.

在抗战时期，国际支持对于中华的抗战胜利至关重要。

汪精卫的叛国行为使得中华在争取国际援助和国际舆论支持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

国际社会对中华抗战力量的评估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获取国际援助的力度和效果，给抗战事业带来了不利因素.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将人民的抗战呼声斥为 “唱高调”，鼓吹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主张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 “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以实现中日 “和平” 与 “合作”，为叛国投敌制造舆论基础；

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等，充分暴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出卖国家利益的丑恶嘴脸.

汪精卫性格优柔寡断、变化无常，且领袖欲极强。

他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为了满足个人权势的欲望，投机取巧，见风转舵。

在与蒋的明争暗斗中，汪精卫处于下风，空有头衔却没有军权，很多事都需蒋应许才能办，他逐渐心生不满，投靠日本来获取更大的权力，实现其政治野心，成为了他叛国的理由；

汪精卫一直将自己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但蒋中正相对独裁，二人明争暗斗不断。

蒋中正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蒋介石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使汪精卫内心的权力欲望受挫，加剧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也促使他另寻出路；

汪精卫主张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方针，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仍有 “攘外必先安内” 的想法，

且汪精卫认为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无法取得胜利，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认识不足，他希望通过与日本媾和来避免更大的损失，实现其所谓的 “和平救国”，却未意识到这种妥协退让只会让日本更加得寸进尺.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他的叛国投敌严重分裂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国民政府内部的团结。

其行为让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受到蛊惑，也给民众心理造成极大冲击，使人们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对抗战的前途产生疑虑，削弱了全民抗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汪精卫的投敌增强了日本 “以华制华” 的信心，使其扶持的傀儡政权有了所谓的 “核心人物”，

日本得以更有效地利用汪伪政权来实现其侵略和统治中华的野心，在政治上进一步分化和瓦解中华的抗日力量......

至此，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

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关东军培养的控制中华人民的傀儡皇帝，傀儡政权；

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

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中正，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

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驻地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在日战区抗击日寇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