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家冲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华老倌子，大家嫌华老倌子叫起来拗口，于是，大人和小孩都管他叫华老哩。这华老哩额头偏左长了一个痦子，身材偏矮，胖胖的。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外，有时还操刀杀猪宰牛，人又叫他华屠夫。

华老哩说话嗡声嗡气，声音又大又风趣。若是有谁惹他生气了，他准得把人骂得七巧生烟，狗血淋头，所以一般人都不会主动招惹他。有一次，他为两个生产小组的划地而与队长发生争执，站在地头大声嚷嚷，队长也不示弱，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吸引了不少社员围观。后来还是队长让了一步，争吵才匆匆收场，各自拿上工具干活去了。你说他跟队长都这样，那别人还敢惹他吗？

生产队里每次开会，华老哩都会提前到场，与人说些家长里短和生产上的事情。他和老伴没有亲生的孩子，只在本家过继了一个儿子。因此，时常有人打趣他。那天队长还没来，屋子里却已坐满了来开会的人。有个中年女社员问他：“华老哩，大嫂没给你生孩子，是不是你那家伙不行呀？”

华老哩一听，顿时满脸通红，可他又不甘示弱，只见他站起来，两步跨到那个中年女社员面前，一把抱住她亲了一口说：“我不行，那我们当场试试。”

中年女社员推开他说：“死老倌子，抱人亲嘴也不分场合！”

两人的对话和举动，把在场的社员们笑得前仰后翻。生产队里那会儿这类的笑话场景数不胜数，也正是社员之间的这种乐观开朗的精神让大家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每个生产队里都有养猪场，喂了几十上百头猪，除了送缴国家下达的生猪收购计划外，队里还要像送“爱国粮”一样送“爱国”猪创收。逢年过节，队里也会杀猪分肉给社员。别的队里杀猪，要花钱请屠夫，而我们队里杀猪，只要给华老哩记工分就可以了。有一次在公路边上杀猪，他见猪的血流得差不多了，便把猪从杀猪凳上往地下一丢，谁知那猪并没有断气，它爬起来就跑。华老哩连忙从旁边拿了一根棍子，追了十几步，挥手一棍子打在猪头上，猪已经被杀了一刀，血也流完了，突遭此猛击便轰然倒下了。这下引得看杀猪的社员们哄堂大笑：“华老哩！你是杀猪还是打猪呀！”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管它是杀是打，有肉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呀。” 华老哩揶揄说，人们笑得更欢了。

华老哩爱打牌，也喜欢来点小刺激。但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赌博的，发现了轻则队里管教，重则要判刑坐班房。因此，他不敢触犯这个底线。但他又不甘寂寞，于是找来本家的几个兄弟子侄玩扑克牌画乌龟，他视力不太好，桌子上又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常常因出错牌而输了，他的名字下往往最早画成了乌龟。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照玩不误。

他的继子是个慢性子，人取外号叫“牛筋”。一次，华老哩要他去队里采摘完了的绞白田里寻几个绞白炒肉吃，他去了半天也没有回来。

华老哩双手叉腰，站在地坪边上，冲着绞白田里大声喊：“死牛筋，快点回来呀，我锅烧得都冒烟了。”

“急什么！中午来不及还有晚上嘛！”牛筋在田里回答说。

1968年冬天，生产队里的一头耕牛老了，连草也咀嚼不动了。队长怕它在严寒的冬天里死在圈里，就向大队申请宰杀这头耕牛。得到批准后，办理了屠宰手续并缴纳了屠宰税，队长安排华老哩宰杀老耕牛，让我和另外一个老社员帮忙。

我那时候才15岁，只能帮忙打些下手，做些准备工作。宰杀耕牛时，队长怕我们3人不够用，临时从地里叫来几个全劳力，大家一起把牛推倒，用绳子捆住牛的四蹄，华老哩左手抱住牛的脑袋，右手执着明晃晃的尖刀，朝着牛的脖子下方一刀捅去，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流到地上的木盘里，有几个看热闹的小姑娘赶紧捂住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