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尔托夫院长苦笑一声，缓缓开口：

“这说来话长，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过去对转基因确实存在一些排斥，不过这种排斥并非来自科学界，而是政府决策上的失误。而追根溯源，这得说到李森科。在苏联时期，李森科可谓是‘科学沙皇’，担任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诸多要职 。他不以科学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意识形态来裁决科研成果。

他大力宣扬‘米丘林遗传学’，将其政治化，打压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他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许多坚持科学真理的遗传学家遭到批判。像着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曾一手扶植李森科，却因反对李森科的理论，被李森科及其党羽扣上“摩尔根-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帽子。1940年，瓦维洛夫被秘密警察以“外国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最后被判死刑，虽然后来死刑未立即执行，但还是于1943年在监狱中因营养不良死去。还有美国遗传学家穆勒，因提出反对观点，遭到追捕，最后被迫逃回美国。据统计，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他的影响下，上千所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比如1948年“八月会议”后，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

这导致俄罗斯在生物学领域全方位落后，与欧美国家乃至华夏国的差距逐渐拉大。

也因为这种落后，我们在面对新兴的转基因技术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心想反正竞争不过，还不如排斥它，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叶利钦时代。

叶利钦时代，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政府也无暇对生物学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投入，使得我们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依旧裹足不前。

一直到2013年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积极发展转基因技术。但过去几十年的差距，追赶起来谈何容易啊！我们现在只能奋起直追，希望能尽快弥补曾经的损失。”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尔托夫接着说道：“到了叶利钦时代，我们的农业发展陷入了一个困境。当时有一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他的思想十分保守，提议俄罗斯主打‘有机牌’，期望通过有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但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效果不佳。有机农产品产量低，难以在量上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进入欧美市场时遭遇了诸多阻碍，很难真正打开局面。

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转基因技术作为新兴的、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农业科技，我们由于之前的科研断层和落后，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大力发展，只能在门外徘徊。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的有机农产品又没能给俄罗斯农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惨淡。这种局面持续了很久，这也是外界误会我们禁止转基因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并非禁止，只是当时的实力不允许，还担心西方大企业的产品倾销，所以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

好在普京总统上台后，锐意改革。他提出大力振兴俄罗斯农业的口号，经过长期调研，认识到只有转基因技术才符合俄罗斯联邦农业的长远发展需求，对保障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2013年之后，俄罗斯逐渐改变国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近还设立了十四个转基因自由区，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尔托夫微微叹了口气，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往昔错误的痛惜，又有对未来的期许，操着浓厚俄罗斯口音缓缓说道：“嘿，你知道吗，那个李森科，他可真是我们俄罗斯历史上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罪人呐！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真的是不堪回首。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将科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强行捆绑，整个生物学界被他搅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