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院士稍作停顿，脑海中关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脉络愈发清晰，紧接着又在屏幕上敲下了新的内容。

他又思索片刻，认真的补充道：“大家或许还未充分意识到，虽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开启全球大规模种植的篇章，但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转基因药品的研究便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接触的许多药品，都运用了转基因技术，其身影遍布全球各个医疗角落，从繁华都市的大型医院，到偏远地区的小型诊所，都离不开它们。

先谈谈转基因药品，这类药品种类极为丰富，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常用于肿瘤化疗后提升白细胞数量，增强患者免疫力，降低感染风险；生长抑素类似物，如奥曲肽，可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胃肠道内分泌肿瘤等疾病；降钙素，能调节钙磷代谢，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高钙血症等；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特立帕肽可促进骨形成，治疗严重骨质疏松症。

在心血管领域，阿替普酶是一种重要的溶栓药物，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能够及时疏通堵塞血管，挽救患者生命；瑞替普酶同样用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溶栓治疗，具有高效、快速的特点。在抗肿瘤方面，西妥昔单抗针对头颈部肿瘤、结直肠癌等有良好疗效；帕博利珠单抗作为免疫治疗药物，在多种癌症治疗中展现出显着效果，如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等；纳武利尤单抗也在肺癌、肾癌等多种肿瘤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

再说说转基因疫苗，这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防线。除了常见的乙肝疫苗、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流感疫苗、带状疱疹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外，还有卡介苗，用于预防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接种，尤其是新生儿；狂犬病疫苗，被猫狗等动物咬伤后及时接种，可有效预防狂犬病发作；脊髓灰质炎疫苗，是预防小儿麻痹症的关键，通过多年接种，脊髓灰质炎在许多国家已近乎绝迹；甲型肝炎疫苗，帮助人们预防甲型肝炎病毒感染；戊型肝炎疫苗，为预防戊型肝炎提供了有力武器；霍乱疫苗，在霍乱流行地区发挥重要预防作用；炭疽疫苗，主要用于高风险人群预防炭疽感染；鼠疫疫苗，虽使用相对较少，但在鼠疫防控中有着重要意义；埃博拉疫苗，在埃博拉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控制疫情传播、保护公众健康做出了贡献。

据相关统计，目前市面上高达85%的药品都与转基因技术紧密相连。从上世纪的7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大量的服用这些转基因药品，与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历史相比，要早上许多年。而且，药品和食品的作用方式大不相同，药品直接被人体摄入，经肠胃吸收进入血液，迅速作用于身体各个器官，对人体的影响远比食品来得直接、快速。

倘若这些转基因药品存在安全隐患，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都会受到威胁，医学研究人员也不可能毫无察觉。一旦出现问题，凭借如今发达的媒体和信息传播速度，必然会被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下，引发轩然大波。但直至现在，也没有任何关于转基因药品安全隐患的确切报道。

这充分表明，经过多年实践检验，转基因技术在药品和疫苗领域的应用是安全可靠的。既然在要求更为严格、对安全性把控更为精准的药品和疫苗领域都能得到认可，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无端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呢？我们应当相信科学技术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转基因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张启院士轻敲着桌面，整理了下思路，继续在键盘上敲下文字：

“再从监管层面来看，无论是转基因药品还是疫苗，其研发、生产到上市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极为严格的监管。就拿药品审批来说，各国的药品监管机构，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以及我国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都有着一套近乎严苛的审查标准和流程。

一种转基因药品从实验室研究到最终获批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0 - 15年的时间，期间要经历临床前研究、多期临床试验等阶段。临床前研究要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上进行大量实验，评估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只有通过这一阶段，才有资格进入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又分为I期、II期和III期，分别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受试人群规模。I期主要测试药品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受试对象通常是健康志愿者；II期则进一步研究药品的有效性和合适剂量，受试人数有所增加；III期是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涉及上千甚至上万的患者，全面评估药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下的疗效和安全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药品都可能被驳回或要求重新研究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