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

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

当科学的理论或实践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时，必然引起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全力反抗。在历史上他们反对哥白尼，反对布鲁诺，反对伽利略，反对达尔文；在现代他们反对避孕，反对堕胎，反对试管婴儿，反对人工授精；到如今他们则反对克隆人，反对基因操作。在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影响较大，可以靠人多势众通过民主程序左右政治倾向，导致不少西方国家对克隆人和基因操作做出种种限制。

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从孔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的知识界一向不把鬼神看作值得认真对待的话题，宗教感觉十分淡漠，在中国如果公开打出宗教的旗帜来反对科学，注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在中国，宗教偏见就改头换面变成了“伦理学问题”，人文精神也染上了中国特色。

本来在西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抗宗教神权的力量，但是当人文精神来到中国，却顶替了缺位的宗教，变成了一股站在科学对立面的制衡力量。面对科学的新成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臆造出各种恐怖的前景，或是宣布科学与那些打着伦理学旗号的神学原则相抵触。

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下降，以至于一场流感就能毁灭人类。只要我们对克隆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发现这种恐怖的结局纯属捏造，根本不可能发生。克隆人与细胞核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克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后代，下一代的基因多样性也不会改变，相反的是自然的生殖过程倒可能会使等位基因的种类减少。假如有一个人被克隆成一亿个人（不知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才做得到），从基因多样性的角度看，也只相当于世界人口减少了一亿，对基因多样性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见，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下降是毫无根据的，纯属杞人忧天。

对克隆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会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一个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个孩子，就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问题”，因为从血缘上看，克隆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的孪生兄弟，而且这个“儿子”还可能有几个“母亲”：一个是提供卵子的“母亲”，一个是提供子宫怀孕的“母亲”，可能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母亲”——“父亲”的妻子，但是这几个又都不是他的遗传学的母亲，他的遗传学的父母是他的“爷爷”和“奶奶”！于是乎维系家庭的关系称谓变得无所适从，家庭由此导致崩溃。这就是一些“伦理学家”为我们描述的悲惨世界。然而这个“悲惨世界”所描绘的并不是克隆技术的恶果，而是“伦理学家”的无知。实际上，家庭称谓关系所解决的并不是血缘问题，而是抚养责任归属问题。正如王朔小说中的“儿子”所说：“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得管我叫爸爸。”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父母仍然要为自己的收养行为负上抚养责任（并相应享有监护权利），人工授精时的“父亲”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也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而供精者虽有血缘关系而不承担。通常的亲子关系与血缘关系重合，是由于子女的产生是父母相应行为的后果，父母按照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原则应该承担抚养责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当然的由克隆实践的决策者担任，而且甚至无需考虑克隆的是谁。把一个由收养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伦理学问题”提出来向克隆技术发难，实属庸人自扰。

反科学者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此说看起来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似乎也不应例外，利益与风险永远共存。然而“科技双刃剑论”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本来，不仅仅是科技，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正反两面，法律、道德、习俗、政治都是双刃剑。

如果认真查一下历史，对各种文化现象分别进行利益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这是由于科学拥有其他文化现象所难以企及的纠错机制。

冤案的存在显示法律的风险，希特勒的当选上台显示现代民主政治的风险，缠足的历史显示传统习俗的风险。至于道德的风险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以至于钱锺书会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2]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从当代“伦理学”强加给科学的不实之辞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应该大声疾呼的是“伦理学是一柄双刃剑！”与此同时，亟待用科学的价值观重构伦理学，促进伦理学的科学化，使其逐步建立纠错机制。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效果可观。如今“科学恐怖症”已经感染了不小的人群，占领了相当大的舆论阵地，连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把“科学是双刃剑”当成了口头禅，报纸在对青年进行“主题教育”提高科学素质时竟然使用这样的标题：发展科技是“进步”还是“威胁”。文中说：面对“达摩克里斯之剑”锋利的双刃，人类总会彷徨于何去何从之间。就像哈姆雷特的咏叹调“to be or not to be？”一样，高新科技发展对于人了社会的影响到底是“进步”还是“威胁”已经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3]在培养科学素质的旗号之下宣传反科学的思想，这种媒体现状才真是“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向科学泼脏水成了“时尚”，科学也仍会勇往直前，科学毕竟不是妖术，不是几盆乌鸡狗血就能破掉的。

参 考 文 献：

《进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2，p.92-100

钱锺书着，《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2000.4，p.58

《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第17版，标题：世纪的挑战\/青年的责任\/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当代青年应对挑战的\/八大素质之科学发展，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赵南元，着名科学家，科普作家，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公园专栏作家，互动百科科学顾问，今日头条签约问答专家。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项目。

（本文发表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