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副局长侧过身体，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郑思龙香港方面的资料信息，就这些？”

“是的”

“似乎太单薄了，能否让我们香港的同志再深入地调查一下？“

“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九龙城寨现在已没了“

“哦？…””

“84年时，中英双方谈判就达成了要拆除九龙城寨的协议，直到93年，香港政府出动了五千名警察，前后耗时一年，将它全部拆光了。据了解，当时为了拆除该寨，光羁押的江湖人士就达一万多人。现在那个地方，已成为一个公园，原有的住民夜早已四散八方了，因此调查的难度非常大。”

“&bp;那些原住民都搬到哪里去了？”

“拆迁时，登记在册的一共有9420户居民，其中51%的人搬去公共屋村，38%的人在香港、新界等地买了私房，还有11%的人，因自行解决住房，所以很难查询具体下落”

“那拆迁之时，香港政府总该保留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吧？”

“经我们调查，香港政府只有当时登记拆迁补偿的记录文件，以及申请香港居民身份的档案记录，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已无法查找。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拆迁时，大部分九龙城寨的人都不愿意，至于索要历史档案，更是遭到一口拒绝。因为这些原住民自大清到现在，一直是遵循的是大清律法，而不是大英法律或香港政府律法，因此英国人无权过问，更无法索要了。”

“哈哈哈…还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人就想废止九龙城寨的大清条例了，但遭到了九龙城寨人的一致反对，特别是一些有钱人。”

“为何富人们反对啊？”

“大家可能不知，根据大清条例，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也正因为此，当时香港的不少富豪…为了有三妻四妾，纷纷落户此地，以规避香港法律。”

“哈哈哈…，真是无利不起早的万恶有钱人”

“关于九龙城寨的情况，有的同志可能不了解，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吧。九龙寨位于香港九龙东北部，今天的启德机场附近，面积约有2.67平方公里，始建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依山而筑，四周筑有城墙，城宽220米，长119米，高约6米，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南门为正门，面海而立。自清朝到解放后，我国政府与香港政府以及英国，对九龙城寨都没有真正有效治理过，因此成为了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最高峰时有居民5万多人。这里三教九流，帮派林立，赌徒妓女毒贩，更是充斥其中。追溯其历史源头，主要是因鸦片战争时，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双方只是议定了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九龙城却不在其中，依然属于清朝管辖。从那时起，九龙城寨就成了“界中之界”，也成为了香港三合会的公开活动中心，直至1993年被拆除。这座城寨，被史学界称之为罪恶之城。由于里面的混乱状况，以及高度压抑的情调气息，仿佛在现实与虚幻间穿越轮回，诡异的魅力和独特的氛围，因此还被世界各地的一帮赛博朋克玩家们视为圣地之一”。

“哈哈哈…好了…这些暂时不谈。下面还是谈一下这个郑思龙来到咱们南京后的情况吧。”

“经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发现此人来到南京后，并无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先后去过郊区的戴山、灵谷寺、朝天宫等地，似乎在寻访戴笠的故事”。

“一定要紧紧盯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好，下面请十二处的范清婉同志汇报一下所调查的情况。”，

梁副局长刚说完，又连忙补充到：“刚才我们谈的那张纸片原件，就是范清婉同志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非常不容易，在此表彰一下。”

范清婉顿时感到有点脸红，站起身来，手持激光笔，指着屏幕上的黑白图片，说到：

“这是我们从二史馆提取到的。是军统的戴笠于1943年5月10日亲自签发的一份特别通行证，证件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字：

‘&bp;今特派郑天柱上尉前往陕西湖北等地进行军事暗察，请沿途关卡和军政机构一律放行’

在证件的左上角，还贴着一张小一寸穿着军服的军人黑白照片。为此，我们在二史馆的大力协助下，翻阅了大量的国民党情治部门的有关历史档案，最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处的人事档案中，终于找到了此人的档案资料。

其档案典藏号为144-010106-0013-025867号，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具体如下：

郑天柱，男，别号：玉娃子，党证字号：军谷字第二一O一五号，入党时间：民国二十三五月三日，入党地点：湖北襄阳；出生于民国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北襄阳人。

任职经历：民国二十年六月，广州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从此入军中任职。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任调查统计局北平办事处中尉，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在南京总部参加受训，任上尉。民国三十五年三月被拘。

在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小一寸的郑天柱身着军服的正装黑白照和一张灰白发黑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副本上是空白的，没有填写任何内容，也未记载通行证的具体用途。后来，我们将该特别通行证的存根，与我们此前从第二历史档案馆冯文轩办公室提取的那个档案袋中的特别通行证，进行了比对，发现上面的编号是完全一致，证件签发的时间，也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日，并且证件上的照片与档案中的存根照片，也是同一个人。汇报完毕！”

话音刚落，梁副局长便连声赞好，然后略微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深沉的语气说到：

“好！最后，我对上述这些调查情况，作一下总结，供大家思考：一，特别通行证上没有记载具体的用途，能否说明郑天柱他们去执行的是项秘密任务？如果是，那么是什么秘密任务呢？能否再从二史馆的军统档案中或通过其他途径再查找一下？二、从笔记本上记录来看，执行任务的时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五个人，组成特别行动组，花费巨资，又历经千辛万苦，到过湖北、西安等地，前后用了至少两年的时间，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难度大，或者追踪的目标和位置不确定，或者较为模糊，第三，笔记本的前后页为什么都被撕掉了？这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为什么只留了花费的那几页？第四，档案袋中为什么夹着半张《申报》？报纸上的时间为西元1935年5月9日，可通行证上的时间却为1943年，这是为什么？其中到底表达了何种含义？第五，报纸上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开工兴建的新闻，以及其中配发的那张黑白照片，是否有什么含意？照片中的两人，我们查了一下，分别是时任国民政府zhu席的林森，和当时的史料陈列馆设计师杨廷宝教授，此人解放后担任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82年去世；第六，五个人最后的去向？是否还有人健在？最后，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位叫郑思龙的港客，到处去寻访戴笠墓，看来并非一般的游客，此人与上述五人中的郑天柱有没有关系？“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