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当时辽左也是谣言四起：“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勐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又有说“朝鲜实与倭奴同叛，羊为假王，向导而来”。

而当时而朝鲜方面也有明眼人，柳成龙就直言明朝对朝鲜的七大怀疑：

缓于叛变，一也；请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饥困道路，三也；既请兵而又言粮草贵，四也；唐人请我国向导之人，而时无一将一卒立于眼前，五也；自古虽危难之极，而乘舆所在之处，必有护卫之兵，今则荡然无存，自他人视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国将危亡则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时气象，徐缓宽从，应对酬酢，率多后时，七也。

柳成龙这番话是公开说的，因此张左治后来也闻听入耳，他认为以上也间接表明，朝鲜廷臣认为大明对朝鲜的信任已经不如从前。大明不断的遣使行为使得朝鲜心生顾虑，朝鲜愈发认为明朝不信任自己。

再有，大明兵部这边的过于慎重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当时的情况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禄赴朝鲜，两人此行“以采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

结果此时朝鲜廷臣正忙于论争，朝鲜多数廷臣认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辽东兵，生怕辽东兵一旦进入朝鲜境内就不愿离开，届时必定荼毒朝鲜百姓云云。

于是，朝鲜派出的迎慰使柳根为了使辽东兵不会久留在朝鲜境内，竭尽全力陈诉朝鲜国土沦丧的凄惨面目。而且朝鲜王李昖并没有和这次的使臣会面，使者便回还义州。

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满疑虑，不由自主将“假王导倭入寇”的传言与朝鲜王李昖“内附”的请求相联系，最终使两国关系更加不明朗。

而后，兵部再次派遣使节，指挥使黄应旸奉命出使朝鲜，李昖在龙湾馆会见黄应旸。恰好朝鲜大臣李恒福已经将辛卯使者所带回的倭书奉与黄应旸，“应旸索倭书验之”。

黄应旸查验过后，感叹道：“朝鲜替上国收兵，而义声不彰，反被恶名，天下宁有是乎？”，回国后，黄应旸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兵部。

朝鲜方面，尹斗寿就表示：“盖致疑于我国之为倭向导，而来探其真伪者也”，直接表现出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其实作为兵部利益的守护者，时任兵部尚书周咏不断遣使入朝，实际上是为兵部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了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施展，最终使得兵部在援朝、“内附”中占据主动权。

此时高务实与兵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断遣使的行为一定会让朝鲜方面认为，大明中枢对于朝鲜的极不信任。

然而，对朝鲜不信任的还不只是朝廷中枢，作为辽东地区的官员，此时朝鲜“内附”事件，与该地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前有舆论称朝鲜“假王导倭入寇”，辽东巡按史李时孽便派遣了宋国臣赴朝鲜，专为辨识国王真假。

说来也巧，万历十年时，宋国臣就曾跟随当时大明的使节王敬民出使过一次朝鲜，也面见过朝鲜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鲜王真假。

结果宋国臣所携带的咨文称：“尔国图为不轨。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八道郡县何无一人倡大义？何日陷某镇，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至于立嫡以长，无中国，夷狄通行之义，贵国长子何往，而以第二子为世子乎？……”

辽东咨文在内容上充斥着对朝鲜的诘责：为何朝鲜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还没有见到朝鲜关于情况的通报，国家便将灭亡？

宋国臣此次出使朝鲜的目的，一是传达辽东咨文，二是辨别国王真伪。但与前面兵部的使者一样，宋国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经表明，因传言肆虐，大明辽东地方官员也已经对朝鲜产生极大的怀疑。

于是乎，朝鲜使臣李德馨从辽东回国后，只好对李昖奏言：“朝鲜八道兵马强盛，而曾不数旬，乃至于此，疑其为假倭而云。”

李昖随即表明心中疑虑：“假倭之言，人假称为倭之云乎，抑与倭同心之谓乎？顷者祖总兵(祖承训，副总兵衔)咨文，亦有不轨之心语，以此见之，则可知其疑之也。”

可见李昖也知道朝鲜败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来的确离谱，只是他也无可奈何——事实就是这么离谱，我朝鲜二十余万大军，几场仗下来就不剩几个兵了，这又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说理去？

这还不算晚，在兵部与辽东巡抚均遣使至朝鲜侦察后，内阁、兵部与辽东方面均对朝鲜宣布“内附”事件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下发朝鲜咨文：“国王来投江上，择居完固城堡司道躬为存慰，一应供膳从厚，随行兵马给以刍粮，用示抚恤，无容狡倭混入探听，前所发兵不足，再加一枝为犄角之势，可也。奉旨：朝鲜请益援兵，须确议具奏，王来择善地居之”。

此时，表面上看，明廷虽然同意朝鲜王“内附”，但实际上，“内附”有诸多条件限制。其中朝鲜争论最为激烈的便是“内附”地点的选择。

大明将“内附”地点选在了辽东地区的宽甸堡，而宽甸堡实际上为防御女真而设立，条件相对较差，朝鲜廷臣便不断对李昖灌输辽东地区人心凶险等信息，以期恐吓李昖。于是，伴随大明军队大规模开往朝鲜战场，朝鲜便不再上疏明朝坚持内附，此事这才无疾而终。

至于后来朝鲜内部对于此事的争议，张左治知道得不多，还不如本书前文描述得详细，高务实听听也就罢了。

说完这些情况，张左治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我朝廷上下对于朝鲜大多持不信任之态，这势必导致将来治理朝鲜之时也有很大概率实施一些……歧视性策略。

而在朝鲜内部，主张内附的只有北人党，而北人党相对于南人党和西人党，力量上也并不算强，就算得到了阁部的支持，其在朝鲜朝中或许能够得势，但恐怕在民间也没有明显优势。

这样一来，我朝接受内附、直辖朝鲜，不仅朝鲜当地官员所能给予的帮助颇为有限，还可能要面临民间的反对，甚至朝鲜原官员们的挑唆，其治理之难可见一斑。

故而下官认为，欲治理朝鲜，必先化解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只有先建立信任，然后施以合理的治理之策，甚至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内让利于朝鲜当地，用以施恩于民……这样在一两代人之后，朝鲜才能被我朝真正接纳如两京十三省一般。”

高务实此时基本听明白了张左治的意思，他整体而言是持“怀柔”立场，认为要从民情民心出发，从根子上将朝鲜纳入治下。

这一点，其实和高务实在朝鲜时听麾下诸将之讨论完全对立。在朝明军将领们对于将来朝鲜该怎么处置也是讨论过的，但他们显然就没有张左治这样良好的耐心。

明军将领们，包括平倭提督麻贵和各路总兵在内，几乎都认为统治朝鲜轻而易举。在他们看来，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朝鲜人压根不会打仗，就算真有一些人要跳出来作死，大明天兵也能轻轻松松碾平他们的反抗。

不得不说，武将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文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其中很可能还有双方利益点的差别。

对于武将们而言，朝鲜乱起来不可怕，甚至乱起来反倒是好事。毕竟他们乱了，我们就可以出兵平叛，出兵平叛就可以获得战功。

反正朝鲜人又不会打仗，要是他们真有本事搞出个数十万人的大叛乱来，那才真是天降之喜——多大的战功啊，而且还是白送性质的，可不是大喜么。

文官就不同了，文官虽然也可以靠平叛获得战功，甚至想封爵的文官还生怕找不到机会立下战功。可是这里也是另有一些门道的：平叛固然是功劳，可是惹出乱子来的文官可就不见得有机会去捞这笔功劳了！

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来说剧情都是这样的：文臣甲治理无方，地方心怀不满，居心叵测者裹挟民众大举叛乱。朝廷得知消息，一边下令平叛，一边将文臣甲打入大牢、不日处死，同时另外派员文臣乙接替前任，并且负责平叛。

看到没，无论平叛的功劳有多大，你作为当地原先的治理者文臣甲，首先就有大罪，甭管后续的平叛功劳有多大，总之都和你毫无干系——你只是那个被用来祭旗的倒霉蛋，或者说“罪魁祸首”而已。

以上不只是在朝鲜当前内附之后的治理问题上如此，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面对类似问题，文臣大多主张怀柔，而武将大多主将威压，原因大抵如此。

你以为这种差异只是双方的性格和工作性质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与风险的比例问题。

高务实现在既是文官，但同时又是朝廷最无可争议的军事统帅，他是可以超脱于文武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对于这件事，他显然站在张左治一边。

武将们的话或许并非没有道理，武力威压本身也是一种统治手段。毕竟，极其强大的武力同样能让被统治者产生慕强心理，这一点参考后世日本人面对与米帝的态度就可见一斑。甚至久而久之，强者的一些习惯即便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也会被弱者视为美德。

比如米国人表现出来的自大，就会被解释成自信；米国人表现出来的不守规矩法度，也会被解释为践行自由精神。

离谱吗？离谱。可那偏偏就是现实。

不过高务实认为，这种统治终究难以长久。力噼华山虽然听起来很爽，但一个不好就可能闪到腰，然而水滴石穿就没有这种隐患，它无非是慢，但胜在够稳。

高务实前世，他父亲在他小时候说起中米两国处理各种大事的差别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就好比面对一块坚冰中的宝物，米国人的风格就是找个大锤子砸开，而中国人的风格则是找个小炉子在旁边慢慢烤化。

米国人的办法可以很快取出宝物，但宝物可能在他砸开的过程中损毁；中国人的办法想拿到宝物可能比较慢，但拿到手的宝物却能保持完好无损。

这个比方对高务实的影响非常深，甚至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他想要的朝鲜，不是被大军犁过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废墟，更不是如成祖、宣宗时期的安南那样，犁它N遍最后还是坏于治理不善，最终被朝廷放弃的“亏本买卖”。

朝鲜在高务实眼中是东海之墙，京畿之屏，既然要拿下，就要真正当做本土一般好好治理，岂能明知道可能产生内部隐患还无视之，甚至以平叛可以有功来故意威压？

威压的确是前提，但只是为了震慑原本就心怀不轨的野心家，而怀柔才是长久的治理之法，是要始终坚持施行的半岛国策。

“观察有大才，于区区天津一地属实屈才。”高务实露出笑容，目露期许地道：“请观察近期更多了解朝鲜情形，以待朝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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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实在忙成狗，来不及码字了，今天补上昨天的。今后半个月可能都比较忙，更新有概率出现延误，但还是那句话，欠了的肯定会补。

另外，“圩五，天津四大老”一章又被屏蔽了，原因未知，我也懒得改，有要回头看或者没来得及看的读者，请自行去别处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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