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

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为什么啊，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后来他才知道，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古代还真不是。

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战争很重要，这个好懂，放在这里毫无问题。问题是祭祀。

祭祀这种活动，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那肯定不对，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精神啊之类的传承，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但是，放在和“战争”一个高度，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确实不对劲，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这句话里，将“祀与戎”放在同层，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那么，什么是礼？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礼貌。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你要喝的是茶汤，不是那层泡沫。

孔子所谓的礼，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规矩。”高务实认为，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做人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就全乱套了。

把这句话大而化之，再回到“祀与戎”，意思就很好懂了：针对国内而言的“规矩”和针对敌国而言的“战争”。

前者是为了让国内稳定，后者是为了让敌国不敢来犯，甚至反过来消灭敌国。那么你看，这句话本质上就是按照“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所给出的“首要大事标准”。

为啥说这个呢？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关于“对内”这件事，关注的焦点从来都是“规矩”——我安排你们各自干这些活，你们都干好了，这个国家就保得住，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轮不到你们操心。

换句话说，古代任何一家朝廷，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其他。

当然你可能会说，维稳虽然重要，但是你发展经济之后岂不是国家就更稳定了吗？嗯……未必。

在这个问题上，不确定性很大：比如你发展经济，那么总会有一部分人获益大、有一部分人获益小，没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获益甚至还受损的。这就造成了不公，容易产生社会内部矛盾。

打个比方，高务实穿越之后引导大明发展经济，看起来受益的人很多——先是勋贵，再是开明士绅(包括部分官员及家属)，再是开明商人，最后才是依靠这些经济生产带动着有活干的雇工。当然，你还可以说雇工赚了钱会买粮买酒买布建房什么的，还能惠及到普通农民。

这种情况在后世被称之为“涓滴效应”，大意是富人赚了钱会带动其他人跟着赚，大家都有好处。

话是没错，但正所谓“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事实是，富人赚取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涓滴”落到普通人手里那就真的只是“涓滴”。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是处于同一阶层或者说生态位的人，也一定会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这样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好比你和我都是在当地薄有家资的商人，各自有一万两银子的本钱，大家都去做生意。

结果呢？我最后赔光了本钱不说，还另外欠下一万两银子的债务根本还不起，被迫卖儿鬻女，落了个永世不得翻身；你用一万两本钱赚了十万两，成了本地巨富，又因此将儿子培养出来，春闱高中进士，从今往后就是官宦世家了。

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说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这就是财富变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现代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变化，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本社会而言，这种变化是会让几乎所有人警惕的，甚至产生严重抵触情绪。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规定民户、军户、匠户这些，而且不准户籍变动，只是因为他蠢吗？显然不是。他能从叫花子混成皇帝，再蠢能蠢成这样？

他只是要“规矩”，要让全国上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规矩”之内，永远不得逾越——因为逾越就可能导致不稳定！

这才是真正的“稳定压倒一切”，跟后世同样的话完全不是同一个道理。

后世说“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你得先有稳定，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你才有更好的发挥平台。而古代不同，比如大明这种，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发展，它只要你遵守规矩。因为你遵守规矩，那么皇帝就永远是皇帝，勋贵就永远是勋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的上帝视角来看，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几乎都完爆全球，而即便不用上帝视角，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也没有人比自己发展得更好。

那么，我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顶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去追求什么经济发展？我现在就很发达了好吧！

所以，用古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懂得技术先进的好处，而是我现在就很先进，我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去冒险追求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万一不成则很可能完犊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