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获全胜的皇帝也没就此收手，连着召开了五次御前会议，在八月中旬连下了两道圣旨。以广东、福建两省为特区全面推行新政，大力推广马铃薯、甘蔗、橡胶树、可可树种植，鼓励官督民办建厂。把番薯、番麦纳入粮税征收范畴，以四比一的比例代替稻米和大麦交税。开放广州和福州两个港口，恢复市舶司，接纳南洋和西洋商船前来贸易，允许两地民间船只出洋贸易。用三年时间裁撤半数漕运衙门和船只，转而以海运代替运河漕运。新的海运总督由海军总督兼任，暂定广州、福州、宁波、威海四个港口为转运集结点。当这两道圣旨传到了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很多州府都像过节一般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城里的大部分酒肆全都人满为患。除了庆贺海禁解除之外，有意愿第一批出海的商人们还得凑在一起商量商量该去什么地方造船买船、准备什么样的货物、雇佣哪些船老大、南洋何处有熟人。有高兴的自然就有发愁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皇帝的两项新政内容虽然不一样，但针对性都很强，商人、工匠、农户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官僚士绅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以前有海禁政策挡着，大部分人无法出海贸易，只有他们可以通过钱权交易明着搞走私，一个铜板的税也不用缴纳，甚至不用掏本钱，躺在家里就把银子赚了回来。现在不光无法垄断市场了，还要交税，从躺着赚钱到跑着还不一定能赚到钱，变化太大了，真有能力继续在这一行里干下去的寥寥无几。另外允许农户们用番薯和番麦折抵税粮，对本地的士绅家族也有不小的损失。他们依靠免税的优势兼并了大量农田，再租给农户耕种，同样是躺着赚钱。一旦农户们可以开荒播种新作物了，对他们的依赖立刻就会降低，会流失一部分佃户。家中的田亩没有足够人手耕种，还不能撂荒，只有降低租子挽留佃户。里外全是支出，有多难受可想而知。第二波受到伤害的就是运河沿岸的官员家族，主要以南直隶、浙江、山东、北直隶最多。这些家族世代以运河为摇钱树，靠漕运吃朝廷拨款为生。眼下皇帝一刀下来直接砍掉了一半的漕运份额，就和砍掉了他们的双腿一样痛彻心扉。可是不管怎么疼、怎么不情愿，新政的落实都无法阻挡。有李贽、袁应泰、李如梅坐镇广州，谁敢公开与新政作对就等于自杀。当地官员士绅又不是没试过，连左布政使胡桂芳都试进了大牢，想从官面上做手脚已经不可能了。暗着来吧，更不敢了。黑帆船就驻扎在伶仃洋口，谁要是觉得自己比纵横广东福建沿海多年的海盗厉害，出去和黑帆船叫板，保证没人拦着。海上不像陆地，还有官府可以讲理，别说不敢明着来，只要让黑帆船怀疑谁从中作梗了，除非永远别出海，否则出去就回不来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南直隶的保守势力确实很强大，可面对皇帝的新政同样束手无策。人家根本就不和你接触，直接减少了运河漕运配给，就近从四个港口装上大海船直达天津卫了。别看都是水军，能在运河里称王称霸的槽丁到了大海上还不如乌龟好用，能不能找到海军船队都是问题，大概率会去了回不来，成为史上最憋屈的海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家里偷偷弄个袁可立的小纸人，隔三差五的做法念咒，巴望着大海天天波涛汹涌，一股脑把海军船队全淹没，逼着皇帝不得不把漕运的份额再还回来。不过但凡脑子里不全是水的人都不会对诅咒抱太大希望，海军已经成立五年了，不能说一艘船没倾覆过，但大海好像对袁可立特别照顾，始终就没发过威。人家不光跑到了日本沿岸替皇帝出气，还远航安南把王宫都给抢了。这不，海军的第二座造船厂已经在松江府建成了，听说要造的海船更大更结实。啥？安南王宫是南海巨寇冒充大明海军抢的？但凡有这种念头的都不配进士这个称号，更不配在朝廷里任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抢安南王宫的就是袁可立和海军，肯定也是皇帝首肯的。胡桂芳之所以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是事实不成立，而是无法证明，又急于弹劾才中了圈套。俗话说的好，赌场无父子，愿赌服输。其实在官场上也一样。心里明白归明白，挑明了就必须有证据，或者有不讲理的权力。两样都没有只能忍着，哪怕皇帝私下里亲口承认了安南国是他派兵抢的，转头到了朝堂上马上不承认，依旧是清白的。当然了，皇帝这么做也是有副作用的，至少在人品上让文武百官所不齿，以后再与之相处时无论如何心里都会提高警惕，缺少了信任感。可话又说回来了，皇帝需要这份人品和信任吗？有用吗？在官场上从古至今真正有用的只有两个东西，权力和利益。什么仁义礼智信，无非就是获取支持和认同的方式，最终目的依旧是权力和利益，疏通同归。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银子飞了，谁又能坦然面对呢？必须不能，但这次官员们没再贸然和皇帝玩对抗，而是换了一招，或者说向勋贵武将们学了一招，打不过就加入。在这两年时间里，皇位之所以越坐越稳，掌控锦衣卫和海军肯定算主要因素，但还有个次要因素也不得不提，那就是勋贵武将们的态度转变。在万历朝，文官集团占据着主导地位，勋贵武将们被压得喘不过气。而皇帝不管不顾缩在后宫躺平，更加剧了这种态势，以至于勋贵武将不得不以文官集团马首是瞻。可是自打景阳皇帝登基，经过一连串的出奇制胜，不仅打击了文官集团的气焰，加强了皇权，还让勋贵武将们看到了翻身的希望。(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