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在家门口上班地利人和，顺便还能带着本族本乡致富，生活工作两不耽误。一旦离开家门口，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族人乡亲帮衬很多事情就全不好干了。

啥，真出去杀蒙古人，别逗了，张家之所以在大同镇守了几十年没出过纰漏，深受朝廷信任，靠的不是打仗勇猛，而是头脑灵活。

大同镇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右翼蒙古的土默特部，从父亲那辈儿就与其三娘子有了交往，双方表面上各为其主，暗地里则眉来眼去互通有无，没有大意外基本谁也不去骚扰谁。

如果赶上有特殊需求，还能互相支持一把。比如故意提供不听话的牧民驻地，让大同边军出关剿灭，当做功劳报上去。反之张家这边若是有不太听话的手下将领，也可以有类似操作，让蒙古人帮忙给收拾掉。

可是自打景阳皇帝要对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下手，张家虽然还没受到波及，但灾难却肉眼可见的临近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将来边军将领都要轮流去陆军里学习，还得考试，合格的酌情安排，不合格的直接就失去兵权了。

对于新政，张家原本并没什么太大成见，主要是根本沾不上边，不吃亏也没占便宜。可谁若是要动张家的兵权，那就是百分百的挖祖坟行为，必须是死敌。

可光靠张家肯定没法对抗皇帝，但就在这时来自几位朝中勋贵的密信，让张秉忠本已打算认命的心思又死灰复燃了。

英国公张维贤、永康侯徐应坤、新建伯王承勋，一公一侯一伯，谈不上世代交好，却都与张家有很深的联系，说白了就是供货商。

向蒙古人大量走私禁榷物资很赚钱，但牵扯也很多，不是张家能独揽的。这三位不光身份显赫，还都在五军都督府中任职，就算拿不到真正的军队指挥权，以各种名义调配物资流动还是很容易的。

朝阳门外一役，京营全毁，前后都督府尽数裁撤，后军都督掌府事的张维贤、后军都督同知戍政京营徐应坤全都成了下岗人员，心中岂能不恨。

新建伯王承勋倒没被降职裁撤，可他对新政更是恨之入骨。当年袁可立担任漕运总督时，他正是漕运总兵，两人虽然谁也看不上谁，还能相安无事。

但待到袁可立兼任了海运总督，已经升任漕运总督的王承勋就越来越难受了。漕运的份额被海运衙门的大海船抢走了一大块，原本肥得流油的部门不到三四年就成了谁也不愿意染指的负担，不光蹭不到油水还随时要担责任。

大家同病相伶，诉求也就趋同了，矛头直指景阳皇帝。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同时胆子也大，这时张秉忠就有点恶向胆边生了，率先提出了土木堡20版，当场赢得了永康侯的支持。

在徐应坤的游说下，张维贤、王承勋把南京后军都督魏国公徐宏基也给拉了进来。这位远在南京，掌管着上下江防，本应与皇帝、新政都无瓜葛，可是松江造船厂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徐家的利益。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徐宏基掌管着江防，也包括沿江的众多造船厂，于是他也找到了发家的办法。

想在长江中下游行船，那就要去几家指定的造船厂买船。造不过来没关系，这几家造船厂会再向其它同行发包，每年啥也不干就能赚到一大笔差价。

不用问，这几家造船厂名义上和徐家没关系，实际上早就被徐家控制了，掌柜的不过是出头露面的摆设，真正做主并拿大头的还是徐家。

松江造船厂的出现直接打破了徐家的垄断地位，其实光卖几艘船对徐家的伤害并不大，可一旦进入了这个行业，就免不得要从客商嘴里听到点行业内幕。

于是海军参谋部一纸奏章把这件事捅到了皇帝面前，皇帝倒也没偏听偏信，先把海军的奏折压下来，然后派东厂和锦衣卫到南京逐条查验。

这一查可就篓子了，不光垄断造船厂证据确凿，还被查出了霸占航运、设卡克扣等罪名。据说皇帝看完了调查报告直接把鱼竿扔进水里，破口大骂徐宏基玷污了祖上的荣光，是不肖子孙。

若不是赶上率兵出山海关御驾亲征，以及年初这几个月频繁有大臣更替，皇帝没腾出功夫，徐家恐怕也得被抄没，搞不好徐宏基的脑袋还得挂在城墙上。

谁也不愿意每天等着锦衣卫上门抄家灭族，死并不太可怕，但等死就太难受了。当徐宏基接到王伟贤的密信之后，只考虑了一个时辰就欣然应允。

反正怎么都是死，那不如拼一把。输了直接喝毒药，也别等着被吊死了，万一赢了，不光能保住自己和全家的小命，还能成为拥立新君的重臣，收益非常可观。

由此可见，不光商人在巨大利益驱使下敢于铤而走险，政客们也具备相同的素质，或者说趋利忘义不分职业，是全人类的本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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