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少佐兴奋地把这个鉴定结论带回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受到上司的重视，立刻向日本国内作了通报。几天后，日本国内决定重启“037案件”，指派三名便衣赴沪调查。三人甫一抵沪，即拜访小田。但小田要说的已经向阿部少佐和盘托出，再也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提供了。 之后该案是否被侦破，他也不得而知。至于那把黑色匕首，鉴定结束后就被阿部带走了。

小田作为金相专家，对这把罕见的匕首自然是很感兴趣的。日本投降后，小田曾打算到宪兵队去寻访那把匕首的下落。可是，由于他的日本人身份，被接收“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的国民党军官限制行动。一个星期后解除限制，他被江南造船厂留用，得以自由行动，遂带了一份盖有接收委员会大印的公函前往四川北路宪兵队，谁知早已人去屋空，原来的那些日本宪兵和特务都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了。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在江湾日俘集中营找到了阿部少佐。阿部少佐告诉他，那把黑色匕首早就被日本来的三个便衣侦探带回国了。 那么，案子的调查结果呢？阿部少佐说，他是作为宪兵队特高课的代表陪同那三个便衣侦探进行调查的。那三位把藏匿黑色匕首的印度巡捕奈穆里·希瓦作为调查切入点，可是，赶到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一打听，奈穆里·希瓦并没有关在那里。其时印度、越南未被日本政府宣布为“敌对国”，因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巡捕房的越南巡捕都给释放了， 奈穆里·希瓦不知所踪。半年后，三个便衣侦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只得带着那把黑色匕首回国交差去了。

“红头阿三”和印度和尚

返回老大沽路专班驻地后，裴云飞即与张伯仁、丁金刚通报了调查情况，一番分析后梳理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那把黑色匕首被三个来沪调查的东洋刑警带回日本了，就如同扔进了太平洋， 别想再打捞起来了。而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阿部少佐，也已遣返回国，以当时的中日关系，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如今唯一的指望，是那个藏匿匕首的印度巡捕。这个“阿三”(旧时沪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头上都裹着一块红色头巾，坊间把这些倚仗西捕欺压华人的印度巡捕统称为“红头阿三”，简称“阿三”)应该是能够说清那把匕首的来路的，循着这条线索，没准儿就能找到杀害廉梦妍的凶犯了。

办法是这个办法，能否顺利实施却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印度巡捕该到哪里去找？

三人愁眉不展。半晌，丁金刚开口了:“找得到找不到，要咱们行动了才能知道。我就不信东洋人的特高课能比咱们新中国的人民公安有能耐！当初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没能侦破的案子多着呢！”

丁金刚这话不是夸口，他的确跟特高课交过手。1942年，他奉命执行锄奸任务，潜人虹口汇山路(今霍山路)的“大井洋行“，一枪打死了披着商人外衣专门收集浦东地下党情报的日尘封档案

本特务大井通宝。四川北路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联手展开调查。这些特务还真不是混饭吃的，只花了半天工夫，就在丁金刚下榻的新开河南路“远尘旅馆”查到了他办理人住登记手续时留下的“良民证”号码。顺着号码继续查，又查到“良民证”是在川沙县高桥镇日伪警署办理的。一夜之后，上海市区各主要路口都张贴了印有丁金刚照片的通缉令。但丁金刚动作更快，已撤到浦东奉贤，根据组织安排进了一家轧米厂打杂，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讲完上述经历，丁金刚说:“要说那个阿部少佐，他们手里掌握的关于那个印度巡捕的资料肯定不少。公共租界是在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的，巡捕房的档案肯定都在，一翻档案什么都有了，他们怎么就没找到那个印度巡捕的下落？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些档案上动动脑筋，特高课没查出端倪，不代表我们也不行。”

张伯仁听着连连点头:“这倒也是。组长， 要不咱们就从查档案着手？”

裴云飞一拍大腿:“对！我们明天去查档案！”

张伯仁又提了个建议:“还可以去翻查外文报纸。福州路上有一家‘小无锡书肆’，保存了不少外文报纸。当初不是有三个日本侦探来上海调查‘037案件’吗？这种事在日本大概会被作为新闻报道的，我们可以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第六组三侦查员以及之前从徐汇分局和新乐路派出所借调的外援警员分成两拨，分头行动。

张伯仁带着外援便衣查找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档案。

当年日军占领租界后，巡捕房的档案的确落到了日伪警察局手里。可是，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不知奉了哪方的指令，派人前往国民党“军统局”下辖负责接收事宜的“前进指挥所”，要取走跟公共租界有关的全部档案。“前进指挥所”不敢做主，向刚刚赶到上海主持接收的戴笠报告(当时国民党各派系都派出各自的力量赴沪接收，互相倾轧争抢的情况严重，戴笠生怕出事，故于9月上旬从重庆飞沪)。戴笠说美国人不能得罪，不过档案不能给他们运走，你们设饼一个法子糊弄他们一下，拖上几天，没准儿他价就作罢了。

“前进指挥所”的特务自是照办，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还真把此事拖了三天。第四天美军开来军卡，正要动档案时，突然接到命令让军舰去广州，运档案的事只能作罢。后来听说这是戴笠做的手脚，他跟美国海军上层混得还不错，弄了几份假情报，把美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广州那边，美国军舰就起航开拔了，档案则窗“前进指挥所”转移到徐家汇原法租界的一处隐秘地点。

不过，这么一折腾，弄乱了档案，还因为特务抽烟不慎起火，烧毁了一部分。上海解放后， 我方接管的旧档案混乱不堪，上级下令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进行整理。这项工作做了半年， 整理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档案缺失，经查，除了被“军统”特务烧毁的，在徐家汇存放期间也有丢失。遗憾得很，专案组要查找的有关公共租界外籍巡捕的内容，就在丢失的档案之中。张伯仁这一拨侦查员无功而返。

裴云飞和丁金刚两个前往福州路“小无锡书肆”，查阅民国时期的外文报纸。

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名叫曾觉义，无锡人氏，八岁时被父母送到上海，过继给嫡亲伯父曾朝笙。曾朝笙是沪上“朝笙棉纺厂”的老板，早年中过秀才，把儿子送到日本留学，曾觉义在日本期间参加了光复会。后因内部矛盾，登报宣布退出光复会。正好留学毕业了，那就回国吧。哪知，刚刚在上海登岸，就看见码头上张贴着清廷上海道台衙门的悬赏通缉，他的大名和画像赫然在目。他寻思沪上只怕不能落脚了，弄不好连亲属都会受牵连，遂悄然潜回无锡，还不放心，又住到乡下亲戚家避风头。

稍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 他也回到了上海。原先和他一起在日本的那些光复会同道，回国后都做了官，时任上海都督陈其美让人给他捎话，说他在日本做了一些于革命有益的工作，虽然退出了光复会，但那是内部党争所致，并非叛党，况且他在清廷的通缉令上榜上有名，回国后也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同道之事、因此既往不咎、还可以安排一个职位。但曾觉义觉得没有面子、婉拒，不久在福州路上开了一家专售外文书报的“小无锡书肆”，

曾觉义出身资本家家庭，家里不缺钱钞，开书店纯属解厌气。书店的顾客中颇有些外籍人土、每天经手的又都是外文书报、他渐渐在精通日文的基础上又学会了英语、法语，结交的都是中外知识界人士，也不乏中外情报人员，包括共产国际、苏联红军在上海的情报工作者，当然， 也有中共地下情报员。因为这一层关系，解放后，“小无锡书肆”成为上海仅存的一家私人经营的外文书店。

此时曾觉义已是一个十足的老江湖，对时势的认识、立场选择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他已经做好回无锡养老的准备，书店里保存的全部书报资料甚至整个店铺，都可以捐赠给国家。侦查员向他道明来意后，他马上点头:“您二位要查阅的资料有大概的年代范围，那就好办。”

话是这么说，但真正找起来并不容易。“小无锡书肆”保存的1941年12月及稍后的日文报纸上是否登载了三名日本侦探赴沪调查“037 案件”的消息，侦查员心里也没谱。万一没有呢，那又该去哪里找？抑或日本国内的报纸根本没有对此事进行过报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毕竟1941年距离\"037案件”的发生也有十二年了。

而且，裴云飞、丁金刚都不懂日语，即便确有日文报纸刊载了相关消息，他们也发现不了。 当店主曾觉义把一摞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文报纸堆放到桌上的时候，两人方才意识到这一点，顿时有种傻眼的感觉。丁金刚出了个主意， 不少日文词汇和汉字在字面上意义相近，可以留意一下关键词，诸如“037”、“失窃案”、“神户”、“合金钢”之类，只要报纸上刊登了相关新闻，总会有这类字眼，先把这些报纸挑出来再说。

没奈何，也只能如此了。两人正准备开干， 曾觉义开腔了。老先生早已看出了这二位的尴尬，说他精通日文，可以为政府效力。裴云飞不免喜形于色，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作为证据便用的话，经警方认可的专业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请曾觉义先帮着查阅，自己则去外面找一范电话机，向Z大估路“103专班” 驻地领导报告，要求由领导出面协调市公安局外事科，派一名日文翻译过来。

裴云飞没想到，这回还真的撞到了好运气。 当他返回“小无锡书肆”时，曾觉义已经找到了那份刊载着三名日本侦探“奉命赴沪查缉‘神钢037盗案.疑犯”消息的报纸。这份报纸的名称是《(东京日日新闻》.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创刊，算是一家老字号。1911年，《东京日日新闻》被《大阪每日新闻》兼并，但仍以各自的名称在两地分别出版。之后几经合并， 1943年统一采用《每日新闻》作为报名，在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中排名第三。此刻被曾觉义找到的那张报纸的出版日期是1942年1月2日， 还是《东京日日新闻》的报名。

《东京日日新闻》上刊载的这则消息显示: 以“037”号合金钢制作的黑色匕首的持有者， 系沪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奈穆里·希瓦。此人当时四十挂零，是九年前从香港警务处下辖的刑事便衣队调来上海的，担任卡德路捕房刑事部华捕第三探组组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 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强行接收两租界当局(工部局、公董局)及下辖包括巡捕房在内的各机构，抱捕全部外籍职员、押解“敌对国外籍人员集中营”，奈穆里·希瓦亦在其中。 但奈穆里·希瓦是印度籍，而其时印度并未向日本宣战，不算敌国，经过甄别，奈穆里·希瓦被释放。两天后，日本国内派遣的三个侦探方才抵达上海。三人小组闻报，随即联络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要求全市查缉。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务几乎掘地三尺， 也没发现奈穆里·希瓦的踪迹。从此，这个印度人就人间蒸发了。

而此刻六组的任务，就是继续寻找奈穆里希瓦的下落，可以想见这个任务的难度。三位侦查员和外援便衣查遍了在上海滩经营特色小吃、香料制作的印度商贩，以及为大户人家或者尚存的外资公司担任门卫或者守夜人的印度人:裴云飞还打了报告，获准由市局外事科警员陪同着走访了印度驻上海领事馆，了解在沪居留的印度侨民的相关信息，依旧什么线索也没查到。

往下该怎么办？案子查来查去，竟然查成了夹生饭，三位侦查员都有点儿坐蜡的感觉。老刑警张伯仁提议:“要不往香港方面查查看？”话一出口，他也觉得不切实际，不由连连摇头。

奈穆里·希瓦虽然是从香港警务处下辖的刑事便衣队调来沪上的，也许香港那边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但领导不可能批准派员去香港调查。不过，裴云飞被老张这一提醒，突然想起这个印度巡捕在公共租界卡德路捕房担任的职务--刑事部华捕第三探组组长，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还有一条路可以试试！

旧上海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华捕要比西捕多，不论刑事部还是政治部，最底层的办案人员都是华捕。黄金荣就是做华捕一步步发迹，最后成为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首的。租界当局警务处的头目对华捕的心态是“既要用，又不放心”， 遂指派印度籍巡捕(法捕房是越南巡捕)担任探长进行管理。奈穆里·希瓦的刑事部华捕第三探组组长就是这么来的。

裴云飞脑子里冒出的这个念头跟“华捕探组”有关。奈穆里·希瓦既然是华捕探长，他的日常工作必定与华捕有交集。那时候沪上租界巡捕房的事儿还是蛮多的，除了侦查、抓人的实锤行动，还有日常训练、演习以及为达官贵人的婚礼、寿宴及众多的庆典活动站场子撑门面，像奈穆里·希瓦这样的基层领导，虽然与下属的国籍不同、待遇不同(华捕的待遇最低)，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搞得比较融洽，否则这么些活儿就玩不转了。况且奈穆里·希瓦还有在香港警队干活的经历，一般说来应该懂得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中混迹的路数。即便不是和每个下属都能称兄道弟，最起码也得有一两个类似亲信的华捕朋友吧？既然一时找不到奈穆里·希瓦， 那就找他当年的下属吧，这些人总该有个把还在上海待着的。

裴云飞把这个想法跟张伯仁、丁金刚一说， 那二位都深以为然。这时，内勤来第六组办公室送报纸，还捎来一个消息:比六组晚启动一天接受任务调查外滩一起命案的第四组，刚才已经顺利破案，三个凶犯悉数抓获。

裴云飞听着心里一凉，糟糕！开门红这一炮没咱的份儿了！眼光扫到张伯仁、丁金刚脸上， 都带着失望和沮丧交织的神情。他打了个哈哈。 对两个比他年龄大的下属说:“这又不是开运动会搞比赛，咱们也不去考虑什么第一第二，反正只要尽心尽力把案子给破了，那就是问心无愧。 我们研究一下分工，争取尽快查摸到线索。”

4月28日下午3时许，丁金刚和外援便衣找到的一个名叫齐福夫的男子提供的线索，成为后来侦破本案的关键。

对奈穆里·希瓦当年下属的访查，是从黄浦分局看守所的一名留用警员黄克开始的。

黄克曾供职于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他原是中学体育教师，报考巡捕时，面试的洋考官看中的是他的体魄和西洋拳术，可录取名单报到工部局警务处时却被处办扣下了，说这人尽管是教体育的，但看他一手字写得这么人眼，应该有些文化底子，就留在处办做内勤吧。于是，黄克成了租界警务处一名穿制服的文员，协助英国警官管理卷宗档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外籍警员全部关进了集中营，华捕都被留用，不愿意留下也可以，但不发分文退职金。黄克选择了离职。他会西洋拳术，还曾在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立刻就有武馆聘请他前往担任教练。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政权接收上海，警局向他发出归队邀请，他不愿再做内勤，就去了黄浦分局交警队事故组。解放后，他被新政权留用，到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

丁金刚之前办案时跟黄克有过交集，现在专案组要查找原公共租界卡德路巡捕房第三探组的华捕，他马上想起了曾在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管理档案的黄克，遂前往黄浦分局看守所跟老黄见面。

黄克的记性不错，听丁金刚说到第三探组，马上报出了奈穆里·希瓦的姓名，说这个印度人是最后一任华捕第三探组的组长。t金刚问: “这主儿后来去哪里了？你管过档案，应该清楚此人的情况吧？”

黄克摇头:“工部局警务处有规定，华人不能接触西捕和其他外籍警员的档案，奈穆里·希瓦这人我认识，不过没怎么打过交道。日本占领租界后，他进了集中营，但没几天就被放出来了。后来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又到处找他，可能是卷入了什么案子，没找到，那之后我就没再听说过他的消息。”

“第三探组其他华捕的情况，你还有印象吗？”

这个黄克倒还记得，他告诉丁金刚，第三探组一共有九名华捕，后来死的死，走的走，据他所知，解放后只有三个还待在上海。一个改行做了土特产掮客，行踪不定，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外地跑生意；一个做了航运公司的货轮船员，也是经常不着家；还有一个，就是在提篮桥监狱当狱警的齐福夫。

丁金刚立刻前往提篮桥监狱找齐福夫了解情况。

齐福夫告诉老丁，第三探组组长奈穆里· 希瓦这个人还可以，不像其他“红头阿三”那样穷凶极恶，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丁金刚请齐福夫回忆，这个印度人是否有一把黑色匕首， 齐福夫说:“这事我知道，不过没亲眼见过。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宪兵队要抓他，曾有特务找我了解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他藏着这么一把匕首。”

丁金刚听着，心里凉了半截，但还是不死心，继续问奈穆里·希瓦平时跟华捕下属的日常接触情况。没想到，往下齐福夫的一句话引起了老丁的兴趣:奈穆里·希瓦跟下属聊天时偶然提起，说他早年在印度做过和尚。

丁金刚顿时联想到4月20日案发那天去廉宅勘查现场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死者母女都笃信佛教。当时并没当回事，可此刻得知拥有黑色匕首的印度巡捕居然当过和尚，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隐秘的关联？

当天晚上，专案组三倾香员开会研究案情。 装云飞、保伯仁都认为丁金刚的那个灵光一闪对于本案的调查很可能有帮助，裴云飞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去廉宅走访死者之母雷理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