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九九制会”，则更多地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万物生长化收藏过程的理解。在中医理论中，“九”常被视为阳数之极，代表着生发、旺盛的力量。因此，“九九制会”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九”的倍数或循环规律，来阐述和调控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涉及到气候的寒暑更替、季节的轮回，还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如人体的脏腑功能、气血运行等，都遵循着类似的“制会”原则，以实现生命的繁衍与延续。

综上所述，“六六之节”与“九九制会”，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总结规律而得出的宝贵知识，它们不仅用于确定天体的运行周期（天度），还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界万物生长化收藏过程（气数）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这些古老的智慧依然闪耀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生命和谐的光芒。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这一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理念之一，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万物皆可由阴阳两极来概括，它们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共同推动着世间万物的运行与变化。天高远、明亮、主动，故属阳；地沉稳、阴暗、被动，故属阴。同理，日作为光明的源泉，每日东升西落，带来温暖与光明，自然归于阳；而月则以其盈亏圆缺，静谧地悬挂在夜空中，给人以清冷之感，故属阴。

它们的运行遵循着一定的部位和秩序，这其实是古人长期观测天象，总结出的天文知识。日行一度，指的是太阳每日大致在天空中移动一度的距离（虽然实际上由于地球自转，是地球带着我们在转动，但古人基于直观感受，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而月行十三度有余，则是因为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朔望月）与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恒星日）不同步，导致月球相对于恒星背景每天移动的角度大于一度，大约需要27.3天完成一个完整的圆缺周期（朔望月），因此平均每天移动的角度就超过了一度，达到十三度有余。

至于大月、小月与闰月的产生，这是为了协调太阳年与朔望月之间的差异而设立的历法制度。由于一个太阳年（即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约是365.24天，而十二个朔望月（即十二个完整的月相变化周期）加起来只有约354天或355天，这就造成了时间上的“误差”。为了弥补这个误差，使历法能更好地反映季节变化，古人便设立了闰月制度，即在某些年份中增加一个额外的月份，即闰月，以此来调整年份的总天数，使之接近于太阳年的实际长度。

天、地、日、月的阴阳属性以及它们的运行规律，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天文历法制定的重要依据。通过长期的观测与总结，古人创造出了精妙绝伦的历法体系，至今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天文学与历法制定中极为核心的一环，即如何通过观测自然现象（如冬至、日影长度）来精确推算时间、节气乃至整年的天文周期。这不仅仅是科学的探索，更是古人智慧与耐心的结晶。

我们来聊聊“岁首冬至”。在古代中国，冬至被视为一年中极为重要的节点，因为它标志着太阳直射点达到南回归线，北半球进入昼短夜长的极致时期，随后便开始“阳长阴消”，万物逐渐复苏。将冬至定为岁首，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变化规律的深刻洞察，也为后续的历法推算提供了稳定的起点。

接下来，“用圭表的日影以推正中气的时间”则是一种古老而精确的天文观测方法。圭表，由直立的表和水平的圭组成，是古代测量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通过观察冬至日正午时圭表上日影的最长点，可以标记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短的时刻，进而推算出其他节气的具体时间。这种方法虽然原始，却极为有效，是古代天文学家掌握时间、指导农事的重要依据。

至于“随着日月的运行而推算节气的盈余”，这其实是历法制定中的一项复杂工作。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并非严格的圆形，而是椭圆形，且地球自转速度也存在微小变化，因此按照均匀时间间隔划分的节气（如每15天一个节气）与实际的太阳位置并不完全吻合。为了弥补这种“盈余”，古人需要不断地观测、记录和计算，对历法进行微调，以确保节气与天文现象的一致性。

“直到岁尾，整个天度的变化就可以完全计算出来了”。这不仅仅是对一年时间周期的完整描述，更是古人对宇宙运行规律深刻理解的体现。通过这样一套复杂而精细的历法体系，古人得以准确预测季节变化、指导农业生产、安排社会生活，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天文历法领域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