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大家熟悉了计分规则后，各种私下的比较便流行开来，大家你算算，我算算，很快便总结出挣钱的顺序来。

工业部大方一点，跟着学技术的人就增加较快，农业部这边收的比较紧，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人员流失。

为了这事，两边频繁沟通协调，但也只能治标，达不到治本的效果。

按照符思南的建议，急需管委会拿出新的章程来，对工分制度进行改革，避免事态无序漫延。

说到这里，大家俱都陷入沉思，作为应急手段，简单易行的工分制度，在华兴创业初期，起到了很大作用，几乎在归义民中家喻户晓，有时比燕朝货币还要管用。

现在情况是，归义民们几乎把这套规则吃透了，再继续玩下去，其负面作用必然体现，定会生出不少乱子来。

万一各家互相攀比，整个集团的损失可就大了。

片刻之后，梁继盛让刘建国说说他这边的思路，制度统筹改进的职责，均由管委会办公室牵头负责。

没想到矛盾会这么快爆发，刘建国只能苦笑着做出解释。

要想完成归义民的工资体系建设，并和现有的工分制度无缝衔接，最紧要的一条，就是先将人员分类工作搞起来。

问题是人员分类说起来简单，真到具体实施的时候，肯定会引出大乱子。

工农兵学商，再加上干部，光是这六大类，除了华兴人，谁能分辨出好坏来？

对应到燕朝的士农工商，阶层的概念就会显性化，由此引出现代与古代的理念冲突，矛盾必会无限扩大。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转换并不必然带来阶层流动，但在相对固化的古代社会，阶层和职业的联系几乎密不可分，任何转换都会带来极大的困扰。

周雄是归义堂的副主任，按照现代规则，就算是干部了，但你要敢说他是官员，马上就会有人去崖州城告发。

就连华兴集团，也是凑合着叫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避讳燕朝官府。

三亚市、榆林市的建立，市长名号的提出，已经有些越线了，实在是燕朝人不懂现代政府运作机制，只当是华兴特色，才没引起过多关注。

即便是这样，李树信也曾向刘建国询问过，你们这么搞，小心被人举报造反。

最终，还是刘建国用土司自治，加上华兴特色，才敷衍过去。

现在的局面是，工分太狭隘，已经适应不了华兴事业的快速发展了，工资又太高级，极易引发思想混乱，进而触发官府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

权衡之下，刘建国给出的是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就工资论工资。

管委会这边会出一个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财权上收，以后你们各家做出的工资统筹计划，尤其是总额和工分单价，都必须上报总部批准后，才能具体施行。

这样的话，就不会涉及到人员分类，算是一个进阶版的工分制度。

其中的核心内容，各项职业间的收入平衡工作，将由总部集中谋划，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年或者半年，对各条线进行指导、检查。

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一并纳入管委会讨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