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要上缴的税收也比军户们要高，每亩田每年定额上缴价值四斗米的白银，大约是明代军户的三倍，但比苏松等地的官田平均每亩八斗的田赋要低不少。

考虑到台北盆地的农业基础较差，当前的亩产大约也就能达到苏松官田的一半，所以这个负担大概和苏松官田的田骨所有者差不多，但比起地主向佃农收取的田租还是要略低一些。

田赋必须要重，这是林海为东番定下的大政方针。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按照大明的田价、田租和米价，买一块田租给佃农耕种，大约五年就能回本，之后就是纯赚。

这个投资回报率堪比买了鼎盛时期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

如果东番的田赋和大明一样低，工商业显然是发展不起来的，所有的资金都会流向买地置田。

而林海是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去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无论是秦汉的限田法令，还是西晋的占田或北朝隋唐的均田，在这个白银浪潮袭来的时代都是不合时宜的，还是宋以来“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更加适合东番。

此外这也是为了保证公平，如果给农民的条件太过优厚，那对士兵、水手、工匠和行政人员就是一种伤害。

林海不可能定下一个较低的田赋，然后给直接为他效力的手下都分田地，那样做的结果就是他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分赐功臣，最终即使成功夺取政权，也不过是重新建立一个农业帝国而已，这不符合让这个古老文明向海而生的终极目标。

当然，征收重赋也是有代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东番的农业开发。

好在背靠人多地少的大明，林海只需给农民多分点田，再把税率定得比地主的田租略低一点，那就不愁没人愿意来东番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