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英殿中的争论还在低调而奢华地漫延着。现在，已经逐渐没有了刚开盘时的激烈的对撞，只有满场的窃窃私语和眉目传情，以及以虎视眈眈或沉默寡言的势态在斗气。很多人在等待，在看垂帘后的高太皇太后和向皇太后的态度，以及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的态度，看风使舵，现在风向不明，舵手先打个盹，不忙着使舵。

现在，帘后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两人很矛盾，一方面，王木木一方的观点，早已明白，贬苏的证据多少，只是王木木一方对苏轼的打击的力度的掌控。王木木一方很鄙视苏轼，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另一方面，挺苏的一方，苏粉们明知这次的浆糊搅大了，于理难说，于法不容，形势险恶，前途渺茫。但为了信仰和脸面，为了性命和利益，前仆后继，东扯西拉，还在找说法为苏轼解脱。这些强辩之词，有自相矛盾的，有横蛮耍泼的，有曲线救苏的，还有混淆是非的，颠了倒了说的。

高太太后：“向丫头，我们对苏轼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好的，他学识渊博，天资又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他也擅长书法，精行楷，能创新，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他的画学文同，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妙人，如何能如王木木他们这些人所言，是个贪墨虚伪、欺上瞒下的狂妄之徒？我不很理解……”

向太后：“母后，首先，有句话叫‘德才兼备’，也就是说，现实中，有许多人有德无才；也有许多人有才却缺德。所以，一个人才华横溢，不等于他就能洁身自好……”

高太太后：“向丫头，苏轼的诗词不是写得很好吗？苏轼的诗词，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苏轼自出道，中进士，任官吏，后经乌台诗案，现又被重用，他的人生也算坎坷。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本宫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一直赞美不已。本宫想，苏轼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应系学问所致，也系修养所致，更系其真率性情所致。综观苏轼，有人说，他的遭贬，外因是因为党争，从内因看，也是他的性格所致。这是一场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这是苏轼‘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向太后：“母后，世人都说苏轼‘率真’，苏轼真的‘率真’吗？他率真能把五六里的苏堤说成三十里？他率真？那为什么他治西湖之行与其乞开项目时的所言文不对题？要大造其假？所以，儿媳认为，苏轼的率真，只是他在文学上率真；在从政为官时，他并不率真，他先是被官场污染了，后又污染了别人……”

高太太后：“向丫头，你承认苏轼中文才，你不认同苏轼的为官，我都要被你说得有点精神分裂了……”

向太后：“母后，这分裂什么呀？依王木木他们之见，他们认同苏轼的诗品，他们不认同苏轼的官品，统而言之，他们不认可他的人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苏轼是个好的诗人，不是个好的官人，所以，总体上说，他不是个良人。”

高太太后：“是吗？我怎么觉得一个率真的人被你们说得像是狡猾狡猾的？”

向太后：“呵呵，母后，苏轼为官一任，他一向狡猾。就说这次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他做得是好评如潮。说他：1、修井；2、赈灾；3、治病；4、浚湖；5、开河；6、引水。这六条伟迹，与他的大作《苏轼治西湖》相合，而在王木木弹劾的奏章中看，王木木觉得事实并非如此。王木木对这5条有分说：

1、修井事，在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他是杭州的通判，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其实，其时知州是陈襄，论功绩，任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再说，一般规律，通判与知州的关系都不会好，是天敌，所以，陈襄的功劳不能算是苏轼的。苏轼哗众取宠，以文取事，有偷功之嫌。

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去杭，如其《乞开杭州西湖状》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应专款专用，不应混为一谈，王木木说苏轼如果不是不懂财会，就是涉嫌混水摸鱼。

2、赈灾事，前面说过，说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王木木的观点，既如此，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灾荒年大兴土木，是给灾情雪上加霜。何况，西湖的湮塞又不是心急火燎的事。

母后，王木木他还说，据他观察，杭州并没有大灾情。王木木说，若有，苏轼治西湖时还能募捐到十万两左右的银子？大灾年不赈灾，还募捐？还有，苏轼在售卖书画。中国地主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盛世收书画，乱世买黄金’。苏轼书画能大卖，那，杭州究竟是盛世？还是乱世？是灾年？还是丰年？本宫记得，在苏轼当时说杭州遭灾，并伸手要钱粮时，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提醒我们，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现在看来，王木木所言，所言非虚。一个城市、地区，灾否，如果苏轼自说自话骗我们，我们并不能发觉。在这个年代，知道到底灾不灾的百姓，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流转的公家之文在写些什么，所以，说一套，做一套的事，完全可能。而后人又只是依前人的记载为准，后人纪载的是前人说的一套，哪知当时的实情。当后人也成了前人时，历史彷佛就定型了。只可惜，苏堤不是橡皮筋，它静静地躺在西湖中，倔强并客观地在晒着自已，让后人的后人的再后人来步量自已。

母后，王木木提醒得对，你看苏轼，他每到一地，就变着法儿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很大，包括浙江、江南、安徽、江西，这是大宋最富裕的一块地方。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三角洲；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朝廷‘乞’。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朝廷，纨绔加无赖，可见一斑。如果大宋全国知州都这样来伸手，我们做皇帝的怎么办？如果富甲天下的两浙一直要伸手，别的州府应该怎样过日子？

母后，王木木说了，眼下的杭州不但不是路有冻死骨的荒时暴月，相反，在三潭印月，酒喝三坛；在苏堤，肉吃东坡大肉。这在老百姓完全是丰年时过年才能有的生活水平。

母后，王木木还很不齿别人说苏轼‘勤政为民’。王木木的意思是，苏轼第一次去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才去杭州。这事，吏部最清楚了，苏轼这种，上，目无领导，下，目无百姓，他还‘勤政’？他还‘为民’？

母后，说起苏轼这一赖皮的事，我记忆犹新。因为，那年，他终于决心去杭州当通判后，一路南行。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嘿嘿，怪不得王木木要不齿苏轼，苏轼这人，只能就玩伴，不能作同事！

母后，你知晓否？‘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去哪，干啥，形式，过程，一切随意。爽完后，再‘鸣锣以集’，‘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而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苏轼的亲民，是亲‘士’与‘女’而已。

母后，王木木说，说苏轼‘勤政为民’，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他一到杭州，不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争省地建设杭州城，多打粮食，多交公粮。反而向朝廷提出减税减赋。他这是在讨好当地人，特别是在讨好当地的大户、仕族。王木木提醒得对，如果，全国知州都不要脸了，只要钱了，我们还能当得了皇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