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就喜欢画画。老师说我有画画的天份。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画，这让小朋友惊奇。如果只是看到云朵就说那是像什么什么的，一定不足为奇。奇的是我看到什么阴影或者墙上的破洞也说这像什么什么的。而且我常玩这样的游戏——让小朋友在一张白纸上任意地点几个点，我就能连接这些点，把它们串成他们所要求的图像。
因此，老师问我理想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回答：画画！也许当时还不知道有画家这个词，如果知道的话，那时的我一定会回答当画家。
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脸红，因为至今我也不是什么画家，连个“爱好者”名份也攀不上。可见我是把梦想与理想混为一谈了。
梦想梦也，梦境不一定都能成为现实。理想理也，成功之理！我当时一定是把梦境当做现实了，而没有去追求成功之理，所以就产生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结果。
实际上，我是努力过的，只是命运不济。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我有一些小作品——应该算是儿童画吧——参加了一些展出，还有几张得了奖。指导老师也希望我能成名成家——以期“光宗耀祖”，也让师长和我的母校出出名。可惜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就彻底地失望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不知哪来的灵感，结合当时中东的局势，画了一幅揭露美国染指中东，欲控制工业血液——石油企图的漫画，在《xx日报》上发表。这一发表确实在同学间“轰动一时”，而且带来了连锁反应——那年的圣诞节我接到了群众艺术馆的通知：在寒假里参加美协组织的“民间采风”活动。
圣诞节距离寒假一般只有十来天的时间，我就筹备了应该带的画具和从牙齿缝里抠出来的伙食钱。如果按事物发展的规律，顺理成章的结果应该是我能结识一些画家，然后拜他们其中一人为师，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说我命运不济，就在这个“选”字上出了偏差——我选了当时最受人“忌”，又最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画家。这位“大师”最拿手的绘画对象是只露出牛头和一些牛背的水牛。画界传说是因为这位“大师”画不出全牛。他画过，只是没有一张能把水牛的形与态刻画出来。特别是牛的四条腿别扭得像扭曲的竹筒。只要他的作品在展会上出现，展出方一定会挂出某代《五牛图》的摹本。在采风期间，“大师”不但没有指导，而且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榨”我那只能从齿缝里挤出来的钱。一个对社会充满理想主义的我，对这一切老是看不惯，于是我选择了放弃与逃避。
这次逃避，是我最大的失误，我把理想换成了梦想。梦依然继续，但梦想也停留在梦中。
工作以后的我，只要见到辅导绘画的书籍，我会“不惜重金”买下。可是买了以后，却写上了这样的藏书题记：不买不甘愿，买了没有用！果然所有的书都束之高阁，成了我家最豪华的摆设。
没有自己的努力，怎么能成名成家呢？至今我除了工作上要写写画画以外，就再也看不到那只“小荷初露尖尖角”了。不过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我还是算得上屈指可数的稍有知名度的“画家”。单位或个人需要一幅这样那样的画，我也能对付的过去。特别是当五一、国庆游行筹备阶段，我一定会被借调去筹委会当绘画组组长。还有系统负责的展览会，我也一定是主创人员。
也是这个“组长”和“主创”，让我放弃参加美协、作协的机会。
那是一年国庆节游行筹备组的绘画组里发生的事，一位内划右派的艺术系大学生来绘画组“打工”。有一天晚上我请他加班画游行队伍的示意彩图。队伍的最前头是红旗方阵。红旗的红，在绘画者看来不是纯正的红，为表现光照和红旗的飘动时的色彩，画者一般不用单色而用复色。所以表现飘动的红旗就要用橙红、深红等色调。可能因为灯光对色调的影响，晚上灯下画出的飘动的红旗在白天送审时的橙红就接近橙黄色。审批者一见“橙黄旗”就勃然大怒。一联系上“内划右派”这条不可触碰的底线，于是我负责的绘画组就出现政治事件。内划右派当然罪当可铢。我这个组长也要负领导责任……
艺术——政治；政治——艺术，我走进了迷宫……
尽管我陷在“迷宫”里，但在单位里还是小有名气的自命“画家”。
梅，可能就是“慕名而来”的一位女同事。我为她画的画，现在她都保存着。她还美其名曰：收藏！
有一天，梅要我为她画一组准备挂在书房的四条屏。不知怎地，可能是那天我听到了关于她与另一个同事交往的“谣传”，因此特别的“没心情”。那人是一位副科长，长相鼠头猴腮的。他除了有对上级拍马奉迎的本领外，就是玩弄女人的手段别致新颖。梅是一位美女。当她看着你的时候，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含情默默，风情万种。嘴角微翘，两只酒靥就旋起来。面对这样美貌的女同事，副科长岂能不动起歪心歹意？副科就常邀约梅到茶楼餐馆。梅只得敷衍应付。于是坊间谣传四起。这样的“谣传”当然会逆耳而入扰混了我的听觉。
就是因为梅的“敷衍应付”使我误会。我很生气，为什么要放下身份去迁就这样的小人呢？但是我并没有设身处地为梅着想。一个小女子不与其瑘愉周旋能有安稳的日子过么。人们常说理解万岁，我理解梅么？生气之后，我常常扪心自问：一个人如果只从私欲出发，他能正视现实么？对于这个“自问”，我只能模糊地回答——可能。因为我面对的是“鸡肋”之问。如果为梅着想应该要正视现实，要是为己考虑那又怎忍正视？
恰在我权衡利弊而无端生气之时，梅要我画画。岂知落墨情所寄，点染赋真情？正当“生气”的时候，我能平心静气地落墨点染么？
此情此境，我一定给她许多“刁难”。我先是要她铺纸研墨，再要她调色换水，还要她递笔捧色。总之这些过去总是我自己得心应手的事，在“生气”的时候，就成了把“气”“生”在梅的心上去的“刁难”了。
此时的梅，不是为画而折腰，而是为我的小心眼而不齿！她气得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虽然把“刁难”的“难”都“难过”了，却把“刁”回敬给我。她在我将要画完最后一幅条屏的时候头不回地走了。《松、竹、梅、兰》如果按顺序画，梅应该是第三幅，我却把《梅》放到最后一幅。这也是我“刁难”内容之一。她“不屑一顾”地走了，也成了她用“刁”回敬我的一杯苦酒。
梅没有拿到她所要的画，就默默地走了。在我心中她这次走有三种“走法”：一是“头不回地走”。二是“不屑一顾地走”。三就是很低调的不显山露水的“默默地走”。而且走在即将画成《傲雪红梅》时。一是走在“刁难”之“难”都“难过”之时，这是无声的抗议；二是走在她不屑一顾我的画梅赞梅之时，这是对我真情的怀疑；三是走在我献画表情之时，这是表达她若即若离内心痛苦的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