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刘文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设立州县等行政机构,选派得力官员进行治理,确保了唐朝在地方上的统治稳定。此外,他还关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主张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都应得到重用。这一理念为唐朝初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为唐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同年,西北边疆的薛举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薛举拥兵自重,野心勃勃,企图趁唐朝立足未稳之际,挥师东进,夺取关中地区,进而称霸中原。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让他率军征讨薛举,李世民以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随军出征。
在征战薛举的过程中,李世民因身患疟疾,将军中事务委托给刘文静与司马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孤军深入,粮草不足,难以持久,千万不要和他交战。等自己病好了,再出兵不迟。
但是,刘文静和殷开山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警告,他们率大军在高墌西南的浅水源列阵,与薛举展开激战。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大败,唐军的八大总管全部溃败,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阵亡,大将军刘弘基、李安远等人全部被俘。鉴于此,李世民只好率军撤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刘文静被削职除名。
浅水源的失败,给了李唐王朝一记重创,同时李渊也越发觉得,薛举不死,他永远都寝食难安。但令李渊意外和惊喜的是,就在薛举携浅水源之威准备大举进攻长安时,他自己却病死了。
不久,刘文静再次随李世民征讨西秦,西秦平定后。刘文静因功恢复爵位、封邑,并被拜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刘文静与李世民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和紧密的政治联系。在唐朝开国的政治格局中,他积极支持李世民集团的崛起,成为李世民的重要谋士和政治盟友。他在李渊面前多次举荐李世民的才能和功绩,为李世民在唐朝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随着唐朝的建立和发展,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裴寂与李渊的关系更为亲近,唐朝建立后,裴寂凭借着李渊的信任,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官至尚书右仆射。而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能和功劳远在裴寂之上,却在官职和待遇上不如裴寂,心中深感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在他心中积累,最终导致他在言语和行为上对裴寂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
刘文静常常在议论朝政时与裴寂对立,凡是裴寂赞同的都要加以反对,二人之间从此矛盾颇深。《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刘文静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在一次宴会上,他酒后狂言,拔刀击柱,称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发生妖祟之事,刘文起便召来巫师在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这时,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小妾将此事告诉其兄,让他向皇帝告密,诬称刘文静谋反。
李渊将刘文静交付属吏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刘文静直言,太原起兵时,我是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衔与赏赐却远不如他。我东征西讨,家属却无所庇护,确有不满之心。
刘文静表面上是抱怨裴寂,实际上是抱怨李渊,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李渊造成的,而不是裴寂,李渊岂能听不出来刘文静的怨言,而且李渊心中早就对刘文静不满了,再加上裴寂一心想要置刘文静于死地,使劲在李渊跟前进谗言,于是李渊决定对刘文静下手。
即使萧瑀、李纲、李世民等人都认为刘文静只是嫉妒裴寂,并无谋反之心,替他求情,但都无济于事。
最终,李渊下诏将刘文静处斩,时年五十二岁,并抄没其家产。《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
刘文静被李渊以谋反罪处死,这一结局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深感惋惜。
从政治因素来看,刘文静之死源于党争。
刘文静与裴寂曾为好友,但后来因各种缘由产生矛盾,进而演变为激烈的党争。裴寂深得李渊信任,而刘文静自认为功劳不逊于裴寂,却在待遇和地位上与裴寂相差甚远,心中颇感不满。二人常在朝堂之上争执不休,这种朝廷内部的分裂与争斗不利于政权稳定。李渊为维护朝堂平衡,必须对这种局面加以处置。再者,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裴寂则支持太子李建成。刘文静与裴寂的党争,实质也是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党争。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势力逐渐壮大,对太子之位构成威胁,李渊也感受到了这种潜在危机。刘文静作为李世民阵营的重要人物,其存在被李渊视为对太子地位以及自身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李渊萌生出除掉刘文静以打压李世民势力的念头。
从个人因素而言,刘文静自身性格及言行存在问题。
刘文静自恃有开国之功,在言行上较为张扬,不够谨慎。他曾在酒后情绪激动地表示要斩杀裴寂,虽可能只是一时气话,但在政治环境中,这种言论被视为对朝廷大臣的威胁,也让李渊对他的忠诚度产生怀疑。当时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权尚不稳固。李渊需要确保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对于可能导致朝廷内部分裂和动荡的因素,会第一时间予以消除。李渊处死刘文静这位开国功臣,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震慑其他官员不要结党营私、轻举妄动。
所以,李渊处死刘文静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刘文静的个人行为因素。刘文静之死被称为大唐开国第一冤案,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初期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故而刘文静在临刑之时才会抚膺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
纵观刘文静的一生,他在唐朝开国过程中的功劳是多方面且不可替代的。他作为晋阳起兵的首要谋划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巧妙的计谋,推动李渊父子走上反隋之路;他作为出色的外交战略家,出使突厥,化敌为盟,为唐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军事征程中,他战功赫赫,无论是西取关中还是征讨西秦,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政治格局中,他积极协助李渊建立政权架构,并为李世民集团的崛起助力,推动了唐朝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他既是文治之才,也是武功之将,更是忠诚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