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渊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

李世民登基后，房玄龄接任中书令，正式成为当朝宰相。李世民论功行赏，参与“玄武门之变”的核心人物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房玄龄因功进爵为邢国公。《旧唐书》记载：“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李世民更是称赞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出谋划策，平定天下，备尝创业之艰辛。他当宰相后，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很不完备，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规模和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二人所制定。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把朝政打理的井然有序，留下了“房谋杜断”的美称。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李世民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李世民的这一思想，他大力调整政府机构，裁减冗官滥职，将朝廷文武官员的数量由隋朝的两千五百余人缩减到六百余人，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唐朝建立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同时，房玄龄对地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根据山川地理形势，把全国分为十道，作为监察区，由中央派出监察御史分巡各道州县，考核吏治、察举百官，监察各地违法行为。“大唐十道”是唐代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唐玄宗时，全国改为十五道，这是房玄龄作为杰出政治家，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出的一项杰出贡献。

为了体现权力制衡，房玄龄还创立了 “五花判事制”，这也是贞观年间的一大创举。

一道政令的形成，首先由中书省草拟，中书省的六名中书舍人按照尚书省六部的工作性质分工起草诏书，朝廷各部门的奏章通过六部上奏到中书省后，负责对口联系的中书舍人在奏章上提出处理意见，其余五人也要发表各自的看法，所署意见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覆后，交门下省驳正，然后由尚书省颁下执行。《资治通鉴· 唐纪·太宗贞观三年》记载：“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这一制度的创立，使决策过程更加严谨、科学，有效避免了个人专断，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效率，也加强了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秉持审查并确定法律和命令，将宽厚平和做为宗旨，简化律令，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

在民生方面，房玄龄深知民生疾苦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积极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唐朝的粮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极具眼光和胸怀，始终秉持着用人唯贤的理念，为唐朝朝廷网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房玄龄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和潜力，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无论是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还是出身贫寒的庶族才俊，只要有真才实学，房玄龄都会给予机会，将其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施展才华。

房玄龄不仅善于选拔人才，更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团队的建设。他倡导大臣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协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在他的带动下，贞观朝的大臣们团结一心，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形成了一个高效、和谐的政治团队。他对下属宽容大度，能够充分信任和放权，让人才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情发挥，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房玄龄的用人策略和人才理念，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使得贞观朝人才济济，星光熠熠，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

在文化建设方面，房玄龄主持编撰了多部重要的史书，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宰相监修国史的先河。他工作尽心竭诚，带领史官们收集、整理和编纂历史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房玄龄本人博通经史，其文学才华和学术造诣也为当时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唐朝初期的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为唐诗、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

房玄龄不仅在政治才能上出类拔萃，他的品德风范更是令人敬仰。他一生谦逊谨慎，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作风，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名利。

作为位高权重的宰相，房玄龄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功高震主的潜在风险。然而，他凭借着对李世民的忠诚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巧妙地处理了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他始终恪守臣子之道，对李世民恭敬有加，言听计从。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先征求李世民的意见，按照李世民的旨意行事，从不擅自做主。他知道自己的成就离不开李世民的信任和其他大臣的协作，因此总是将功劳归于君主和团队。在朝廷之上，他态度恭敬，言辞温和，与同僚们相处融洽，从未与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或冲突。即使面对他人的误解或诋毁，他也能泰然处之，以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化解矛盾。

房玄龄为官清正廉洁，一生奉公守法，不谋私利。他生活简朴，家中并无奢华的陈设和巨额的财富积累。他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国家事务上，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为君主尽忠诚。他的这种高尚品德不仅赢得了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赞誉，也在朝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贞观朝的政风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贞观年间的官场风气相对清正廉洁，大臣们多以勤勉奉公、廉洁自律为准则，为唐朝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早起晚睡。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人们都称他为良相。

公元637年，唐贞观十一年。房玄龄进封梁国公。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加太子少师。房玄龄的女儿成为了韩王妃，他的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此时的房氏一族，显贵至极。但房玄龄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此后的五六年，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这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重，李世民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临探望。可是，李世民还是没能留住这个老伙计的性命。临终之时，房玄龄抗表进谏，请求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征讨高句丽。李世民看见奏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见其通显。”

同年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李世民为之废朝三日，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陪葬昭陵，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李世民以最高的礼仪表达对这位肱股之臣的敬重与缅怀。

纵观房玄龄的一生，他出身显赫，精通经史子集，擅长诗词歌赋。他运筹帷幄，凭借卓越的才能和智慧成为唐朝建立的重要推动者。他忠诚勤勉，兢兢业业的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他为人正直豁达，处事严谨周密，深得朝中官员和士人的敬重。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高尚的品德风范和巧妙的君臣相处之道，在功高震主的险峻情况下得以善始善终，并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相惜、令人传颂千古的佳话。

他的一生，是个人的传奇，也是大唐王朝的传奇。凌烟阁上庄重肃然的画像，就是诉说他一生赫赫功绩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