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李世民能够虚心接纳魏征的谏言，从善如流，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君臣二人配合默契，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得以蓬勃发展，出现了 “贞观之治” 这样的盛世景象，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根基，也为后世的君臣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唐朝初立，天下亟待大治之时，思想层面对于治理国家的路线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魏征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影响力。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治国思想主张，魏征与封德彝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争辩。

封德彝作为山东士族，出于保卫地主阶级私产的考量，主张 “治乱世，行重典”，认为应当对百姓使用 “严刑峻法”，以强力手段来压制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让社会快速回归秩序。然而魏征却秉持着儒家 “仁德” 与 “信义” 的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魏征深刻洞察到，在历经大乱之后，民众内心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此时民心思安，若采用过于严苛的法令，反而容易激起民怨，不利于长治久安。他力主政令应该宽和，以诚信对待百姓，通过儒家倡导的道德去规劝民众，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与信任，认为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赢得民心。得民心者，自然能使天下安稳。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李渊起初采纳封德彝等山东士族的思想去管理百姓，结果造成了刘黑闼反复起义，社会局势难以彻底平定。而在李世民听取魏征的主张后，短短几年，国中便趋于安定，外邦都纷纷来朝贺，就连一直与唐朝为敌的突厥，也开始穿着华夏衣冠，展现出对唐朝的认同与归附。由此可见，魏征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治国理念，为 “贞观之治” 在思想层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引导着国家走上了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治理道路。

魏征对于唐朝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直言进谏这一方面，在参与朝政的诸多事务中，他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魏征迁为秘书监，开始校定古籍，同时领编修撰《隋史》等史书，在史学领域大展身手。他对于各史 “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凭借着深厚的学识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精心雕琢史书内容，去除繁杂冗余之处，力求让史书内容精准且简洁，使其所编撰的这些史书获得了 “时称良史” 的赞誉，为后世研究前朝历史留下了珍贵且可靠的资料。

除了在史学编撰上的贡献，魏征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积极的作为。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倡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助力李世民打破门第观念，选拔任用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不论其出身贵贱，只要具备真才实学，都有机会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为贞观年间朝廷汇聚了众多贤能之士，为各项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

此外，在诸多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魏征也始终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当李世民出现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的行为时，魏征都上书进行严厉批评，提醒李世民不能竭泽而渔，要重视诚信，考虑国家长远发展以及百姓的承受能力，避免因一时之利而损害国家根基。正是魏征在朝政各方面的积极助力，使得 “贞观之治” 得以顺利推行，助力唐朝走向繁荣昌盛。

魏征一生留下了诸多奏疏，这些奏疏不仅是他向君主进言的载体，更是他政治智慧与思想深度的结晶，对后世治国理政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

除了前面提到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魏征还有一篇十分着名的《论时政疏》。《论时政疏》是魏征早期所上的重要奏疏，那时天下初定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魏征在疏中深入剖析了时政的利弊，从稳定局势、安抚百姓到朝廷用人等多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为唐朝初期的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路径，展现出他对复杂局势敏锐的洞察力。

这些奏疏综合来看，反映出魏征对时政精准的把握，对君主品德塑造以及治国策略的深刻思考。他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与丰富的阅历，为唐朝的稳定繁荣不断贡献智慧，其思想的光辉透过这些文字，跨越千年岁月，至今仍能给后人诸多启发，成为治国理政领域的宝贵财富。

除了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建树外，魏征在文学方面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成就，其着作被后世整理辑存，流传至今，让人们得以从文学的视角进一步领略这位大家的风采。

《魏郑公文集》收录了魏征的诸多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以议论见长，往往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深刻的道理，辞约意深，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在奏疏中的诸多表述，将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与常见的自然现象、生活常理相结合，深入浅出，令人读来既能理解其中深意，又能感受到文字的巧妙运用。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这样的语句，用简单的比喻把复杂的治国理念具象化，易于理解且印象深刻，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深厚。

还有《魏郑公诗集》，留存着魏征创作的诗歌作品，展现出他在诗歌领域的别样才情。其诗歌主题广泛，或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对世事的感慨与人生的思考；或托物言志，展现自己的志向与情怀。虽然历经岁月流传下来的诗作数量或许不算极为丰富，但每一篇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以及魏征本人的文学素养。

这些文集诗集的存在，丰富了人们对魏征的认知，让他在历史上不仅是以杰出政治家的形象被铭记，更是作为一位有着斐然文学成就的大家而被人传颂。他的文学作品和其政治功绩一样，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供后人欣赏、学习与研究，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公元643年，唐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征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征家中探视，屏退左右侍从，与他交谈良久，方才回宫。

不久，魏征逝世的消息传到宫中，李世民亲临其丧礼，痛哭流涕，为魏征废朝五天，并令内外百官与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前来参加丧礼，太子李承乾在西华堂为他举哀。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同时赐羽葆、鼓吹，加班剑四十人，赠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许他陪葬昭陵。

同年，李世民命将作少监阎立本画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是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征位列第四。李世民望着凌烟阁的魏征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留下诸多佳话。然而魏征去世后，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魏征生前德高望重，被李世民指定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希望能引导李承乾走上正途。可魏征去世后不久，太子李承乾竟卷入了谋反事件。而谋反事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杜正伦与侯君集，皆是魏征生前大力保举推荐的。这让李世民大为不满，觉得自己让魏征教导太子，结果太子却谋反，让他推荐人才，推荐之人却图谋不轨，心中的愤怒与失望交织。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褚遂良曾揭发魏征私下将自己的谏言编撰成集，准备传于后世，这一举动让李世民觉得魏征或许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天下考虑的 纯臣，而是有着 以直邀宠”的嫌疑，这动摇了李世民一直以来宽容魏征的基础。

同时，当时为了能让新立的太子李治坐稳位置，李世民需要对前太子李承乾的势力进行打压，而魏征作为被朝廷公认的太子李承乾的最大保护伞，自然也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李世民一时气愤，做出了推倒魏征墓碑、取消魏征长子与公主婚约的决定，使得曾经备受荣宠、风光无限的魏征，在死后遭遇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也为这段原本的君臣佳话添上了一抹波折且令人唏嘘的色彩。

不过，这一事件背后或许也存在着李世民一时的误解，毕竟魏征已经去世，无法再为自己辩驳，而那些所谓的证据也未必就能完全证明魏征存有不良居心，或许只是各种利益、局势交织下产生的误会罢了。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情况又发生了转变。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败后，在挫折之中越发怀念魏征的直言敢谏，不禁感叹若是魏征还在世，定然不会让自己犯下这样的错误。此时的他，回想起魏征往昔的诸多谏言以及对自己、对大唐的贡献，意识到自己当初推倒魏征墓碑的举动或许过于冲动了，心中满是懊悔。于是，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建魏征的墓地，并且亲自题写了墓碑，恢复了魏征应有的身后荣耀。

纵观魏征的一生，他对唐朝、对李世民、对 “贞观之治” 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以儒家 “仁德” 与 “信义” 的思想，助力李世民推行治国之策，让唐朝在大乱之后迅速趋于安定，外邦纷纷来朝贺，就连一直与唐朝为敌的突厥，都开始认同并归附，展现出大唐的强盛与威望。在朝堂之上，魏征不顾李世民的龙颜，犯颜直谏多达数十次之多，呈送给唐太宗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谏诤之言总计 数十余万言，其《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奏疏，皆是言辞恳切、逻辑严密，旨在劝谏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厚积德义，让李世民能时刻警醒，及时改正自身的不足之处。同时，魏征还积极参与朝政诸多事务，在校定古籍、编撰史书方面贡献卓越。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提倡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朝廷汇聚了众多贤能之士。

后世对魏征更是赞誉有加，称他为 “一代名相”、“千秋金谏”，将他比作李世民的 “人镜”，这些高度的赞誉足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魏征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臣与谏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