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南朝刘宋内乱，元气大伤，对北魏构不成直接威胁。北魏要想统一北方，首先就要收拾完北方的这些强国。他对柔然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为柔然虽然机动性强，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如社会组织松散、经济基础薄弱等。崔浩向拓跋焘建议，采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摧毁柔然的主力部队。

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在崔浩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北魏军队成功地穿越了荒漠，找到了柔然的主力部队，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此后，柔然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对北魏构成重大威胁，北魏的北方边境得到了长久的安宁。

公元439年，北魏太延五年。此时的北魏，基本统一了北方，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苟延残喘。

拓跋焘召集群臣，共同商议讨伐北凉的事宜，结果依旧是一片反对之声，尤其是安西将军李顺反对得最厉害，因为他被北凉人用重金收买了，一直在阻挠北魏攻打北凉。又是崔浩站出来，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拓跋焘攻打北凉。

崔浩通过深入的情报收集和细致的分析研究，对北凉的国情、军事力量、地理形势以及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等方面都有了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他向拓跋焘详细阐述了攻打北凉的可行性和战略意义。崔浩指出，北凉虽然看似强大，但实际上内部政治腐败，统治阶层离心离德，军队战斗力也并非不可战胜。而且，北魏军队在经过多年的征战后，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昂，具备了攻打北凉的实力和条件。拓跋焘在听取了崔浩的分析后，坚定了攻打北凉的决心。

在战争过程中，崔浩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为拓跋焘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巧妙地利用了北凉国内的矛盾，分化瓦解敌军的抵抗力量。同时，他准确地把握战机，指挥北魏军队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迅速突破了北凉的防线，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随着北凉的灭亡，北魏统一了北方，成为霸主。自此，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后来，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魏书·崔浩传》记载：“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可以说，在当时北魏的朝野中，崔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红人。

崔浩常常自比张良。论谋略，崔浩可以跟张良一比，但论自谋和明哲保身，崔浩远不如张良。崔浩掌权后，他笃通道教，主张废佛，极力劝告拓跋焘打击佛教，于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除此之外，崔浩还企图按照汉族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又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后来，崔浩主持编修国史，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但崔浩不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秉笔直书，将拓跋氏建国时兄弟相残、荒淫残暴的历史，如实写了出来。拓跋焘知道后，倒也忍了。可让拓跋焘没有想到的是，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将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的刻了上去，使鲜卑皇族的隐私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鲜卑贵族们得知后，更是怒不可遏，他们认为崔浩此举是故意宣扬皇室的丑事，是对他们的公然挑衅。他们纷纷向拓跋焘告状，要求严惩崔浩。

拓跋焘最初并未在意，但随着告状的人越来越多，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不得不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对崔浩进行诬陷，给他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如受贿贪腐等。

拓跋焘在盛怒之下，下令将崔浩关入大牢审讯。尽管崔浩在狱中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绝境，无法摆脱被治罪的命运。

公元450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下诏诛杀崔浩，时年七十岁。

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送到平城南郊处死，押送的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魏书·崔浩传》记载：“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崔浩被处死后，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这场 “国史之狱” 成为了北魏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政治大屠杀，给北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关于崔浩因编纂国史被杀一事，后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国记》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崔浩在北魏朝廷中长期处于高位，权倾一时，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改革措施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尤其是鲜卑贵族的利益。他试图推行的 “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政策，旨在提高汉族世家大族的地位，削弱鲜卑贵族的特权，这引起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此外，崔浩在政治上的一些独断专行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和忌恨，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扳倒崔浩。而《国记》事件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借口，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利用拓跋焘的愤怒，对崔浩进行了致命的一击。

崔浩的一生虽然以悲剧收场，但他在北魏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多方面且深远的。

在政治方面，他辅佐三代皇帝，为北魏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如均田制的推广，对于恢复和发展北魏的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在人才选拔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实践，尽管他荐举汉族士人担任官职的行为引起了鲜卑贵族的不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人才交流与融合，为北魏政权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军事上，他的谋略和指挥才能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作战计划的精心制定以及在战场上的果断决策，都成为了后世军事战略家们研究和借鉴的宝贵经验。他所参与指挥的一系列战争，不仅改变了北魏的政治版图，也对整个北方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崔浩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播有着重要的贡献。他通过为皇帝讲授经书，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北魏上层社会的传播和渗透，为北魏的文化建设和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主持编纂的国史，虽然引发了 “国史之狱”，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他的修史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北魏早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崔浩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他在宗教政策上对佛教的过度打压，引发了社会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魏社会的稳定。此外，他在政治斗争中未能妥善处理与鲜卑贵族的关系，过于锋芒毕露，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结局。

但总体而言，崔浩在北魏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一生是那个动荡时代政治、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