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是厚农桑，聚焦于农业发展。鼓励各地官府与百姓积极探寻农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组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农田水利工程，并将成果上报。通过这些举措，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国家的经济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备，鉴于北宋冗兵却战斗力不强的困境，尝试将募兵制改回唐代府兵制，让士兵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训练，既减轻财政负担，又能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国防力量，确保国家边疆安稳。

其八是减徭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合并基层单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数，让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务必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不得让减负等措施沦为一纸空文。让百姓切实感受到朝廷的恩泽，增强民众对朝廷的信任与拥护，稳固国家统治基础。

其十是重命令，强调朝廷法令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重视法令的制定与执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绝朝令夕改的乱象，树立朝廷公信力，确保政令畅通无阻。

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时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采纳，并颁行全国。富弼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全力辅助范仲淹，不遗余力地落实各项政策。然而，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视新政如眼中钉、肉中刺，联合起来百般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恶意攻击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结党营私、滥用职权，试图混淆视听，误导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对新政满怀期待，但面对保守派强大的反对势力，渐渐心生犹豫。加之改革过程中，一些复杂问题逐渐浮现，让宋仁宗对改革的信心产生动摇。

公元1045年，北宋庆历五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被贬至邓州，短暂的 “庆历新政” 宣告失败。庆历新政失败后，富弼自请外出，以资政殿学士任河北宣抚使。两年后，被授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彼时，正值河朔一带洪水泛滥，灾情极为严重，五十余万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青州境内。富弼见此惨状，心急如焚，毫不犹豫地动员所属各州县，全力腾挪公私房舍十万余间，用以妥善安置灾民。有人忧心忡忡地劝他谨慎行事，莫要一次性接纳如此众多的灾民，以免万一出事，难以向朝廷交代。富弼却目光坚定，决然回应道：“我岂能因一己之安危，而弃数十万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他将灾民分散安置，组织当地官吏分区管理，确保各项救助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富弼苦口婆心地劝说本地富户捐献粮食，开仓赈粮，以供应灾民的饮食所需。为了让灾民能够自救求生，他还下令，山林坡泽中一切可供食用的物产，任凭灾民采集。

在救灾过程中，富弼充分发挥地方乡绅的力量，借鉴前朝的纳粟补官制，鼓励他们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安排小吏将各户捐赠明细记录在册，待灾情过后依据捐赠多寡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极大地调动了富户豪绅的积极性，使得政府筹集到更多的救灾钱物，惠及了更多灾区饥民。

为了保障灾民的身体健康，富弼及时制定区域隔离防控瘟疫的方针。他筹划征集了大量政府与私人空闲住所，用来安置来到青州的灾民，并将本地受灾区域划分，进行有序的隔离和救助。还在交通要道处张贴布告，引导灾民们及时分散到邻近的村庄中去，妥善安置灾后流民，保证流民有栖身之处，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他还为在灾难中的死者设置大冢葬之，曰 “丛冢”，保护灾民生存环境的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

富弼还极为重视人情关怀，每隔五日，便派人带着酒肉饭糗前去慰藉灾民，其心意真挚诚恳，让参与救灾的官吏与灾民们都深受感动，人人皆愿为救灾尽力。

到了第二年夏天，青州一带粮食丰收，富弼依据灾民的实际情况，为他们发放归家口粮，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家乡。富弼成功救活了大量灾民，还从灾民中招募选拔了一批青壮年当兵，既解决了流民为患的问题，又充实了军队力量。

富弼这一系列赈灾方法，简便易行却又周密可靠，成效卓着，与以往将灾民聚集在城郭中，煮粥赈济，导致疫病流行、灾民相互践踏的混乱救灾方式截然不同。此后，他的救灾模式成为典范，各地纷纷效仿。朝廷得知富弼的功绩后，欲对他进行奖赏，富弼却坚辞不受，他认为救灾济民本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能救活数万人，远比追求高官厚禄要有意义得多。

富弼在青州任职三年多，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他离开青州时，百姓在瀑水涧旁修筑 “富公亭” 以作纪念，后改建为 “富公祠”，以铭记他的恩泽。

公元1055年，北宋 至和二年。富弼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与文彦博一同升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然而，命运似乎总爱考验这位忠臣，同年，富弼的母亲病逝，他依循礼制，辞官回乡守孝。

宋英宗即位后，对富弼这位老臣极为敬重，召他为枢密使。但富弼因足疾缠身，难以胜任繁重政务，无奈解职，英宗进封他为祁国公，以表尊崇。

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富弼入朝觐见。此时的宋神宗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与边疆事宜。富弼知道宋神宗心怀壮志，却仍诚恳劝谏：“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他深知战争劳民伤财，国家历经多年动荡，亟需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宋神宗虽未当场表态，但富弼的话语无疑在他心中埋下了思考的种子。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启变法之路。富弼与王安石在治国理念上存在诸多分歧，他深知变法牵扯甚广，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社会动荡，故而多次以足疾为由，请求辞官归乡。宋神宗对这位老臣颇为倚重，多次挽留，询问他何人可堪大用，富弼举荐文彦博，对王安石却避而不谈。最终，富弼被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后改任亳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国家的财政困境。但富弼认为，此举虽在短期内可聚敛财利，却会使民心离散，动摇国家根基，故而坚决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也请求严惩，富弼因此被罢相，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富弼顺势请求退休，宋神宗念其多年功绩，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让他退居洛阳。

在洛阳，富弼常与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交游，他们一同对新法进行深入探讨，愈发觉察到其中隐藏的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因操之过急、用人不当等诸多问题，给百姓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青苗法，作为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助其度过难关，待秋收后再连本带利归还，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但实际执行时，却演变成了强制摊派，地方官员为求政绩，不管农民是否需要，一律强令借贷，且利息颇高，许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书朝廷，直言青苗法 “名为便民，实乃扰民”，恳请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废除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后，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百姓轮流服役的繁杂模式，改为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代役，看似合理，实则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户的负担。原本无需服役的富户、权贵，凭借权势与财力，设法转嫁负担，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富弼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悲愤写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见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乱。” 他向朝廷谏言，应重新审视免役法，根据百姓实际贫富状况合理分摊役钱，莫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由官府参与商业经营。可在实施中，官府凭借权力低价收购商品，高价卖出，与民争利，致使许多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失业，商业市场一片萧条。富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洛阳组织当地士绅联名上书，痛陈市易法对民间商业的毁灭性打击，呼吁朝廷回归自由市场，让商业自然发展，莫要过多干预。

富弼的这些谏言，在当时被王安石的新党视为守旧、顽固不化之举。新党人士认为，富弼等旧党因循守旧，只知维护旧有的利益格局，不懂与时俱进，变革创新。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坚持的，并非是对旧制的盲目守护，而是基于对国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国家政策的变革，须稳步推进，贴合国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顾实际后果，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本。

在洛阳的岁月里，富弼不顾自身处境艰难，始终以笔为剑，以言为刃，与新党推行的新法据理力争。他的言论虽未能即刻扭转新法推行的大势，却如暗夜中的火把，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挣扎的百姓带来一丝希望，也为后世评判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不同视角，让后人能更为全面、客观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富弼在洛阳家中安然逝世，终年八十岁。宋神宗闻讯，辍朝三日，亲撰祭文祭奠，追赠太尉称号，上谥号 “文忠”，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诚与功绩。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

富弼一生，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从政五十余载，为北宋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谏闻名，心怀家国，关注民生，为朝廷的决策提供诸多良策，力挽狂澜于内忧外患之际。庆历新政，他与范仲淹携手并肩，试图为北宋破除积弊，虽壮志未酬，却为后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出使辽国，他凭借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唇枪舌剑之间，维护了国家尊严，稳定了边疆局势，使百姓免受战火涂炭。在地方任职时，他济世安民，无论是抗洪救灾，还是安置流民，都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悲悯的为民情怀。

富弼为人清正廉洁，好善嫉恶，恭俭好修，备受时人敬重。范仲淹赞其为 “王佐才也”，欧阳修称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叶清臣亦言 “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苏轼更是将他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并称为人杰。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镌刻着忠诚、智慧、担当与仁爱。他以一介书生的身躯，守住了大宋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