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九月，姚启圣派遣其子姚仪进兵同安，敌军弃城逃遁，斩伪副将林钦等。

同年十月，姚启圣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海澄是郑经在福建沿海的重要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国轩率领郑军在海澄城外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凭借有利地形，抵抗清军的进攻。姚启圣亲自制定作战计划，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

公元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刘国轩、吴淑、何佑等占据郭塘欧溪头，准备毁断江东桥以攻取长泰。姚启圣偕赉塔、杨捷及巡抚吴兴祚协力追歼，大败郑经军队，先后招降官吏四百余名、士兵一万四千余人。五月，刘国轩、吴淑等率万余人谋夺江东桥、榴山寨，姚启圣同赉塔、石调声击败了刘国轩等人，至太平桥、潮沟，杀敌千余。

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姚启圣与赉塔、杨捷、石调声督兵攻复海澄县，提督万正色攻克海坛，姚启圣同赉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合击，破敌十九寨。另派遣军队渡海，攻下金门、厦门，招降伪将军朱天贵、杨彪等。郑经见大势已去，被迫率领残部退回台湾。姚启圣因功进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很难彻底消灭郑经的势力。因此，姚启圣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积极实行招抚政策。姚启圣在福建各地张贴告示，宣布了朝廷的招抚政策。凡是愿意归降的郑军将领和士兵，一律既往不咎，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安置。姚启圣利用郑经内部的矛盾和分歧，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成功地招降了许多郑军将领和士兵。同时，姚启圣还派遣使者，前往台湾，与郑经进行谈判，劝说他归降。

随着姚启圣在福建的功绩日益显着，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然而，在官场这个复杂的舞台上，功高震主、遭人嫉恨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命运。

公元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一场弹劾风波如暴风雨般向姚启圣袭来，将他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

这一年，左都御史徐元文上疏弹劾姚启圣。徐元文在弹劾疏中，列举了姚启圣的七大罪状，条条直指要害。其中，最为严重的指控是姚启圣从府库中挪用白银十二万两用于经商，且获利巨大，生活极度奢靡。在那个以廉洁奉公为官场准则的时代，贪污挪用公款是一项极其严重的罪行，一旦坐实，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此外，徐元文还指责姚启圣虚功冒赏，夸大自己在军事行动中的功劳，以获取更多的赏赐和晋升机会。他认为，姚启圣的一些战功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努力，而是夸大其词，骗取朝廷的信任和奖赏。这些弹劾内容，无疑对姚启圣的声誉和仕途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对姚启圣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许多官员纷纷站出来表态，要求对姚启圣进行彻查，以正国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弹劾，姚启圣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的政治目的。姚启圣立刻写奏折为自己辩护。对于挪用库银一事，他详细解释说，三年前进兵凤皇山时，当地叛军投降众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安抚。他与当地巡抚商议后，决定仿照前朝洪承畴的办法，从各个府库的税银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问题。由于当时事情紧急，便没有及时报告朝廷。他强调，这些钱并非用于个人经商，而是为了稳定局势，安抚降兵，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至于生活奢靡的指控，姚启圣更是感到委屈。他大吐苦水，诉说自己自当官以来，为了国家和军队，已经捐献了几十万两银子。这些钱都是他的祖产、前些年的经商所得，甚至还有向亲朋好友借来的。他说自己家里人口众多，儿女也都逐渐长大，生活开销并不小，但他从未有过奢靡的行为。相反，为了筹备军饷，他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连妻妾的金银首饰都捐了出来，弄得自己家徒四壁、入不敷出。他感慨地说，别人都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他姚启圣却是贴钱为国家工作。

事实上，姚启圣所言并非虚妄。早在他担任福建布政使时，就已经开始捐资助军。他从家产中拿出了五万两白银，用于置办军械。按照清朝制度，官员捐钱五百两就可以记录一次，而吏部和兵部中所能查到的姚启圣的捐献，就达到了五百多次。为了整备水师和招抚郑氏官兵，姚启圣更是慷慨解囊，拿出大把的钱来支持国家。光是献银，就达到了八万八千两之多。后来整军备战之时，他的家财已尽，却仍然想尽办法，拿出家里的金银器皿，换钱给士兵们发军饷。清朝水师之所以能够战斗力强劲、装备精良，姚启圣的贡献功不可没。

这场弹劾风波，不仅仅是姚启圣个人的荣辱问题，更是反映了当时官场的复杂生态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姚启圣性格刚正不阿，他鄙视官场上的不良作风，不拉帮结派，不卑不亢，只一心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尽忠。然而，这种清介之气和直言不讳的性格，让姚启圣在官场中树敌众多。他过于伶牙俐齿，对一些朝廷官员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甚至多次挑战康熙的极限。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无疑让他成为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这场弹劾风波中，康熙皇帝的态度至关重要。康熙虽然欣赏姚启圣的才华和忠诚，也深知他为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对姚启圣桀骜不驯的性格和直言不讳的作风也感到不满。姚启圣经常直接上奏，指出满清皇权的一些陋习，并要求改进。这种行为在康熙看来，是对皇权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康熙虽然表面上对姚启圣表示赞赏和嘉奖，但实际上却对其心存戒备和不满。在徐元文弹劾姚启圣时，康熙并没有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陷入了沉思。他需要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既能维护朝廷的律法和权威，又能不寒了功臣的心，同时还要平衡各方势力的关系。

最终，康熙考虑到当时收复台湾的大业尚未完成，还需要姚启圣，因此并没有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只是对姚启圣的行为进行了记录，并告诫他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遵守朝廷的规章制度。这场弹劾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姚启圣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他感到自己的忠诚和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反而遭到了无端的指责和猜忌，这让他对官场的黑暗和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他日后的心境转变埋下了伏笔。

同年，郑经在台湾因病去世，台湾郑氏集团内部陷入了激烈的权力争斗。郑经的长子郑克臧被冯锡范等人废黜并杀害，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被拥立为延平郡王。此时的台湾，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姚启圣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收复台湾的绝佳时机。但要想成功收复台湾，必须要有一位精通海战的将领来统领水师。经过深思熟虑，姚启圣将目光投向了施琅。

姚启圣之所以力荐施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施琅在郑氏军队中多年，对郑氏集团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包括他们的军事部署、战略战术以及水师的实力和弱点。其次，施琅有着丰富的海战经验，他在郑氏军队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熟悉台湾海峡的水文气象条件，能够熟练地指挥水师作战。第三，施琅与郑氏集团有着深仇大恨，他的父亲和兄弟都被郑成功杀害，这使得他对郑氏集团充满了仇恨，一旦得到重用，必定会全力以赴。

于是，姚启圣与李光地联名上疏，力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负责收复台湾的重任。康熙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负责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

公元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领着福建水师，浩浩荡荡地向澎湖进发。姚启圣则在后方积极筹备粮草、船只和武器装备，为施琅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澎湖是台湾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郑氏集团在这里部署了重兵，由刘国轩率领，企图凭借天险阻挡清军的进攻。然而，施琅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海战经验，巧妙地避开了郑氏水师的主力，采用了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澎湖列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清军终于在澎湖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歼灭了郑氏水师的主力，刘国轩率领残部逃回了台湾。

澎湖海战的胜利，为清军收复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台湾岛内人心惶惶，郑氏集团内部更是一片混乱。在施琅的军事压力和姚启圣的招抚政策下，郑克塽率领郑氏集团向清朝投降。

同年八月，施琅率领清军通过鹿耳门顺利登陆台湾，正式宣告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历史事件，不仅结束了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也实现了清朝对台湾的统一，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姚启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力荐施琅，为收复台湾找到了最合适的将领；他制定平台策略，为作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他积极筹备后勤保障，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决策，为收复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姚启圣是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体现在他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念上。

然而，姚启圣的功绩并未得到应有的封赏。据《全浙诗话》记载，康熙帝没给姚启圣封赏，因为在前线打仗的施琅把台湾大胜的捷报，送得比姚启圣快了那么一点儿，结果姚启圣七年的功劳一下子就啥都没了。但姚启圣并未怨恨朝廷，或许，姚启圣心中也明白，皇帝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功绩，只是皇帝为了平衡政局需要牺牲自己。或许，在姚启圣的心中，功名利禄对他而言，犹如过眼云烟，不值一提。

但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姚启圣在收复台湾后，还兵福州。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对这位传奇人物展现出更多的仁慈。一方面，姚启圣因为功高遭到多方弹劾，尽管他为自己百般辩解，但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在返回福州的途中，姚启圣旧疾复发，身体每况愈下。多年的征战与操劳，早已让他疲惫不堪，此时的他再也无力支撑。

不久之后，姚启圣便在福州病故，终年六十岁。

姚启圣死后的第二年，朝廷商议姚启圣修造船舶、军械虚报帑金四万七千两有奇，应予追缴。一时间，姚启圣的家人陷入了困境。但是康熙是个明白人，姚启圣的忠诚与奉献，他其实都看在眼里。最终，康熙赦免了这笔债务，免于追缴，也就放了姚启圣一马。一代能臣，终于能安然的长眠于地下了。

纵观姚启圣的一生，从一个任人欺辱的市井布衣，到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从平定三藩到收复台湾，他才华横溢，又不贪慕权财。他既能实现人生抱负，也能甘守清贫。他一生清正，又不趋炎附势。他的身上，始终闪烁着豪情和侠义。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百姓。

他一生起伏不定，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正是这些波折，更加凸显了他坚韧不拔、忠诚不渝的品格。他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个人奋斗的力量，也体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

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他是大清政坛上的异数，也是当之无愧的奇才。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