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过知道，身为古代人的宋理宗怎么逃脱不了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

便又举例询说道

“一亩良田，丰收之际，可得稻谷五百斤。若依宋廷旧制，十取其一，则需上缴五十斤。此五十斤稻谷，按临安现价，每斤十文，共计五百文。换言之，朝廷原可自这五百斤稻谷中得税五百文。然而，稻谷脱壳成米，其价值倍增。五百斤稻，可出三百斤米，于临安城中，每斤米售价约五十文，总计便是一万五千文之巨。

“我所提议之新税，仍为十税一，但征收之时却大不相同。此税非在稻谷之时征收，而是在商人将这价值一万五千文之米售出之后。此税，我称之为‘营业税’，凡买卖交易，皆需缴纳，唯不卖者不征。诸位且算，此税应为几何？”

宋理宗闻言，眼眸一闪，迅即答道：“那便是一千五百文。”

作为一个穷鬼皇帝，对钱的数量还是很敏感。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增加了三倍的税收，而且好像农民还没交税。”

赵阮出声询问，显然他明白了杨过刚才说的摊丁入商的意思了。

杨过见赵阮如此问则是微微一笑继续讲解。

“历朝帝王，多将目光锁定于农夫，以为农夫乃国家财源之所在。然则，农夫虽勤，所得却微。真正富有者，是那些商人。他们低价收购农夫之米，转手即以数倍、数十倍之价售出。即便算上加工之费，其利润亦属惊人。农夫辛劳至极，所得却仅够温饱。

“如果取消了农民的税收，那商人压低价格收粮，岂不是朝廷收不到足够的税额了？”

赵阮继续追问，眼中透露出一丝不理解。

“师姐试想，天下商人岂能同心？局部压价，朝廷可施政以制；至于全国压价，更是难如登天。人性本贪，利己为先，加之市场竞争激烈，难以一统。再者，若真至全国米价暴跌，那必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兆。彼时粮食总量大增，税收总额亦不会减少。”

“此外，营业税之征收，并非仅限于粮食贸易。客栈、酒楼、古董行、字画铺……各行各业，皆可依其特性，设定不同税率。譬如一贫家小户，售米三百斤，所缴之税不过一两半银；而一富家翁，于青楼一掷千金，朝廷便可从其身上收取百两之税。且需明了，富人消费之余，那剩余之银，并未消失，而是继续流通于市井之间。无论其购何物，商家均需再次缴税。如此循环往复，营业税之网，密不透风，无处不在。

“更妙的是，我们可根据行业之别，灵活调整税率。青楼之地，富贾云集，税率可提至十税二，乃至十税三；而客栈、小吃摊、包子铺等薄利行业，则可宽至百税一，甚至千税一。工商业繁荣，税基自然扩大；税基扩大，税收总额自然水涨船高。此乃良性循环之道也。工商业愈兴，国库愈丰；而农夫，则可免受税赋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