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北平的孙中山等人得到捷报，大喜过望，连连陈赞：打得好，打得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薛林和钱壮的内心也非常欢喜，总算让这些来犯之敌领教了黄埔军的的厉害，可是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没有亲临战场，来亲身体验战争后的喜悦。

可随即又听见孙中山叹了口气：竞存为何要负我。

薛林诧异，悄悄的问汪精卫，“竞存是谁。”

“是陈炯明的字。”汪精卫回答。

薛林感觉到，孙先生与陈炯明的关系果然不一般。

淡水、棉湖之役，敌军林虎锐气受挫，逃往香港，校军军威大振，娃娃军也成了气候。

这是当时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诸路军阀始料未及的。

黄埔学生之所以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勇敢的牺牲精神，这是与黄埔军校两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分不开的：一是国民党领袖、校党代表廖仲恺；一是校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

这两人是黄埔革命精神的缔造者。

东征中，他两人战斗在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斗志。

但是，仅靠正面鼓励仍是不够的，革命的军队还需要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校规军法。“军令如山倒”，蒋介石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和《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

这是黄埔军校军事法规的典型，这些军事法规的拟订，是与军法处处长周恩来的领导分不开的。

蒋介石制定的《革命军连坐法》，虽然使周恩来等人感到过于严厉，但为了防止临阵退缩，却也无可挑剔，终于由军法处明令执行。

按《革命军连坐法》规定，各级指挥官如擅自率部队退却，则杀该指挥官；如指挥官不退部下退，以致该指挥官阵亡，则杀下一级所属之指挥官。

蒋介石对学生的解释说：“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像这样说，所杀不过三五个人，似与士兵完全没有关系，其实不然，你不曾细思此法一行，就是百万兵士一时前进后退，我也都有查考，所枪毙的虽只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你听我说这缘故。比方一团人同退，那司令官必定枪毙他的团长，如此团长见他部下退时，他决不敢退；若是他不退，必被敌人打死，我便要枪毙他的营长来偿他团长的命，如此营长也不敢退，营长不退，若被阵亡，他的部下连长都该杀，连长怕枪毙便不敢退；他部下排长怕阵亡了连长，司令官枪毙他，他也不敢退；排下士兵恐怕排长阵亡；一排士兵都要枪毙，便都护着排长不退。如此不是我军所死的只有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哪个还敢轻先退去呢？”

蒋介石用杀头来治军，这与旧式军阀和作法一脉相承，但在战时用此非常手段也是情有可原的。

淡水之役，打扫战场刚一结束，指挥部战士就把临阵脱逃的教导二团一营七连连长孙良押到了蒋介石面前。

孙良如丧家之犬，浑身筛糠似地颤抖，耷拉着头，不敢见站在面前的表兄。孙良是蒋介石的一个远房表弟，黄埔建校时，孙良投奔表兄谋了个一官半职，本想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谁知刚上任不久就派往王柏龄领导的教导二团，参加了东征战斗。

战场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孙良吓得魂不附体，只顾逃命，哪里还想到自己的一连官兵。孙良脱逃引起连内官兵极大的愤慨，终于在战斗结束后被连内一位士兵擒获，押送到东征军指挥部。

蒋介石见孙良押来，倏地从腰间掏出了手枪，气愤地说：“还有脸来见我！”。

孙良白知性命难保，但心想你看在亲戚份上，也得手下留情。他抱着一线希望，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表哥，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我这一次吧！”

孙良见表哥怒而不语，脸色铁青，又双膝跪在周恩来面前求饶。

孙良知道周主任平时关心部下，总是宽厚待人，希望周主任在表兄面前说说情。周恩来怒目相视，厉声道：“怯敌逃命，该当何罪？你身为黄埔军连长，罪更难饶。”

东征军刚刚进入战斗，执法不严，后患无穷。蒋介石想到《革命军连坐法》，临阵脱逃罪该杀头，于是把手一挥：“把他拉出去，枪毙！”

孙良是校军第一次东征时被军法论处的连长，而且又是蒋介石的表弟，《革命军连坐法》的第一个开刀对象竟然是孙良，令全军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