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成人之父。

——威廉·华兹华斯《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1802）

在我们孩子的成长期，他们的玩伴里，有一个叫杰西卡的姑娘。尼克在俄勒冈的家庭农场长大，杰西卡家就在附近。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回到农场，与尼克的父母一起住上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就跟着杰西卡和她的哥哥内森钻进树林，建堡垒，盖树屋，分享彼此的梦想。我们对此总是有点担心，因为实在找不到拐弯抹角的礼貌方式来说这件事——杰西卡是个一塌糊涂的问题少女。

杰西卡的妈妈贩卖冰毒，在监狱进进出出，小姑娘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年纪还小的时候，她看上去就是个要么进监狱，要么成为少女妈妈的女孩。是她提醒了我们，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孟加拉的一样顽固。最严重的绝对剥夺大多出现在中非共和国或乍得这样的国家，这并无疑问，但我们在工业化国家同样面临着严酷的挑战。贫困的美国人也许拥有汽车和电视，但在21世纪，贫穷依然是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将在此呈现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并就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提出令人意外的证据。首先，我们要考察最早期的干预，包括从出生前就开始并延续到幼儿园的教育，以及促进的努力；其次，我们将介绍一些非凡的项目，它们帮助孩子们塑造良好的性格，给青少年提供了远离犯罪或失业的出路；最后，我们会谈到针对最脆弱的成年人群体的转变计划。

这个问题属于我们该留给政府处置的社会政策领域，因此，在一本关于如何创造改变的书里讨论它，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但是，虽然我们之中没有谁能负担一项全国项目，但考察哪些方式的成本效益最高，依然能帮助我们调整行动的优先顺序。我们也许无力赞助一整所大学，但这不能阻挡我们为孩子的高等教育出一份力。同样，我们也能资助下文即将介绍的一些早期教育项目，它们创造的经济成果往往比高等教育还要高。我们也可以建言奔走，让大家了解给予贫困孩子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何等重要。一个孩子是升入大学还是堕入监狱，不应该由他出生的环境左右，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如果创造机会需要明智的社会政策，那么让我们伸出手共建这一政策。如果我们做不到，社会将继续付出沉痛的代价。

对我们来说，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在杰西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是看着杰西卡长大的。她的妈妈16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内森。少女的父亲警告说，如果再怀孕，就把她和孩子一块儿杀了。然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很快，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杰西卡在一个朋友家的洗手间里出生了。杰西卡的母亲因贩卖冰毒入狱后，照看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外祖父母——我们的俄勒冈邻居身上。他们尽全力抚养孩子，尤其是外婆，她不仅有一份全职工作，还要照顾身患绝症的丈夫。在这样焦灼压抑的环境里，内森依然成长为一个真诚、温和、善良的孩子。同母异父的妹妹杰西卡则聪慧过人，但又非常叛逆，不受控制。在一个农场小镇，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校里的孩子会欺负兄妹俩或者嘲笑他们的出身。如果你正在念二年级，在母亲节全班都忙着制作生日卡片，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妈妈在蹲监狱，这令人痛彻心扉。父亲节更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杰西卡在学校里惹出不少麻烦，寻衅、打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名。她的小脑瓜转得快，才智都用在编织惊人的谎言上了。一个邻居禁止自己女儿和杰西卡来往，我们也想过是不是该这么做。六年级时，因为把酒带进学校，杰西卡被开除。她还试图纵火，当场被逮个正着。她的外婆感觉无力再维持下去了。妈妈出狱不久，就带着杰西卡和内森搬到附近另一个镇上。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瘾君子，屋里没电，也没有自来水。孩子要食物的时候，那些成年人就把毒品塞给他们。杰西卡和内森相处得比较融洽，但是有一次她生了内森的气，拿起刀子围着餐桌追打哥哥。内森很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

尼克家的农场就在杰西卡家旁边，两家为邻几十年，彼此分享着打井水、犁菜园、猎麋鹿的故事。我们的孩子跟杰西卡和内森一起玩的时候，显然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尼克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他一点一点地把农场的外屋都改造成图书馆，终于积累下八种语言写成的三万册图书。内森和杰西卡似乎没有书可读，除了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们几本。他们对这些礼物没有多大兴趣。我们进退维谷，不知所措。

我们在世界各地奔波，试图帮助津巴布韦和柬埔寨的人们；回到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堵高墙。很多人和我们同样沮丧地感到，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如此难以消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老师佩妮·麦尔金-贝克尔·德西尔瓦向我们说起她在尼泊尔农村教书的经历：“我渐渐爱上了每周六天、天天花一个多小时跋涉到学校的生活，也爱上了农村的生活节奏。我们的学校里挤满了人，缺少基本的设施、设备和资料，我们依靠共同的使命感维系着它。”后来，她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乡下一个高度贫困的街区教书。她感叹道：“和回到自己的老家教书相比，在尼泊尔乡下的农村学校教书简直成了小菜一碟。”

我们的兴趣开始拓展到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里与贫困问题相关的困境，比如犯罪、家庭破裂、药物滥用等。了解这些挑战的一个窗口就在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南达科他州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香农县内。保留地面积广阔，相当于一个康涅狄格州，干旱的平原一望无际，起伏的群山绵延到地平线，环绕其间的高速路空空荡荡。松岭，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一，是伟大的战士奥格拉拉-拉科塔苏族人的家乡。而今天，在此居住的都是像41岁的本·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失业，勉强度日。

“一个人该干什么？”我们在他年久失修的房子外聊天时，麦斯台兹问道。他是个大块头，体重严重超标，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直言不讳地谈起松岭人面临的挑战。他说自己12岁就开始喝酒了，和保留地其他孩子差不多。“我感到无助，自己没有价值，我想喝一杯，忘掉痛苦，”他解释道，“但是清醒过来，就会更加痛苦。”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酒鬼，偶尔还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他找不到合法的赚钱方法，为了维持自己的嗜好，他开始犯罪，使用暴力。本满脸歉意地说：“为了喝酒，我干过好多坏事。”充当收债人，打人讨债，还开车把女孩送到酒铺，让她们出卖肉体换取啤酒。

六年前，麦斯台兹戒了酒。保留地的失业率高达70，他依然看不到获得一份带薪工作的希望。现在，他靠残疾人救济金过活，同时作为志愿工作者帮忙照顾老人。因为在松岭看不到未来，他把家人送到保留地外面生活。他把这归咎于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也指责部落领袖腐败无能。

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带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天赋和梦想出生在美国，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同样的机会，从来没能走到起跑线上。松岭就像一个旋涡，除了自杀，卷进去的人无路可逃。40岁以上的居民中有一半身患糖尿病，结核病感染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部落估计，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可能酗酒[1]；保留地的儿童中，四分之一生下来就带有酒精造成的伤害[2]。

“这块保留地内的每个人都亲眼见过酒精的消极影响——不是在挚爱的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部落酋长“黄鸟”约翰·斯蒂尔说。

这里的平均寿命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指标[3]，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指标，酗酒是原因之一。警方说，保留地90的拘捕行动和酒精有关。我们采访了一家人，家中的父亲死于肝硬化，儿子因为和表亲争抢一罐啤酒，在械斗中受伤身亡，绝望和抑郁让年仅16岁的女儿选择自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周之内。这里的贫穷不只是金钱的匮乏，更是就业岗位的匮乏，希望的匮乏，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匮乏，是一针由病态和反常混合的毒剂，一代接一代地自我复制。当然，保留地里也有令人振奋的闪光点。红云印第安学校是松岭的一间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的负责人“勇敢之心”罗伯特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走进大学，成为未来领导者，同时也培养他们的自律、自信和希望，以此改善松岭的问题。红云学校已有五名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57人成为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盖茨千年奖学金得主。1888年，由耶稣会和苏族人领袖联合创建的红云学校，属于慈善机构中不仅要消灭贫困问题的表象，也治疗潜在病因的典型。它由私人捐赠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会到这里义务工作一到两年，学校里销售印第安首饰和其他商品的网店所得也会投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