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刘湘联络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军阀首领，联合发表凡共拥蒋通电，新旧军阀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革命。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处残杀共产党人，四川军阀立即再次纷纷通电拥蒋。四川陷入更深沉的白色恐怖之中。

4月13日，在泸州与四川军阀对垒的刘伯承，率起义军各路司令联名通电讨伐刘湘，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决心义无反顾，奋战到底。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中央，跟在武汉的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

刘伯承的通电惹恼了蒋介石、刘湘等反革命头子，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增派重兵进攻，5月23日，泸州失守，坚持了近半年的泸顺起义失败，刘伯承在旧部和好友的帮助下，逃出了四川。

令刘湘、王陵基这些反动军阀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充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急先锋，客观上促成了川籍共产党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刘安恭、张爱萍、陈伯钧等一批四川优秀人才、坚强的共产党人，被迫出川，从而登上了更大、更宽广的革命舞台，为中国革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焕发了更加灿烂的人生光芒，收获了更大的人生成果。

最直接的作用是，仅几月后，朱德、刘伯承、陈毅三位同志齐赴南昌，参加指挥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缔造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下川东，杨森“变脸”后，公开大量屠杀革命志士，疯狂残杀共产党人，血雨腥风笼罩万县城。

国民党党内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分裂，导致中国形势大变，出于军阀堕落生活的本性，四川军阀从骨子里趋奉实行军阀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对坚持三民主义的武汉国民政府嗤之以鼻，深恶痛绝。这种变化，对于反对国家统一、没有政治信仰原则、靠军队生存、靠鱼肉百姓享乐的四川军阀，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种变化，让军阀们如鱼得水。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军阀指责中共为“异党”，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在省外，更是急于寻找新的靠山。

深谙脚踏两边船，惯会左右逢源的四川军阀，任何时候，也绝不会把话说断说尽。刘湘因“三三一”惨案，屠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声名远播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级人物杨闇公，他自知跟共产党已经仇深似海、冰火不容，于是清共更加不遗余力。抗战中刘部被蒋调出川肢解，刘湘带病出川参加抗战，病死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名列抗战将领。但在成都的坟墓仍被四川人毁坏，殊非偶然。

除刘湘外，滑不溜手、滑得泥鳅也自惭的刘文辉、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等川军军阀，虽然列名，暗地里却还在左顾右盼，通电语气含糊，书不尽言，话不说死，事不做绝。“愉快的玩耍”，永远是军阀生活的主旋律。

如杨森一面列名誓死拥蒋、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电，一边又悄悄地令驻武汉代表周建侯出面，在武汉通电辟谣，说：

“发现有措辞离奇之通电，并闻杨森军长亦列名在内，建侯等深知杨森军长系绝对革命之人，绝对不致有违背党的言论行动，恐道远传闻失实，用特先行代电声明。”

就这么两扳手，杨森既是“拥蒋死士”，又是“绝对革命之人”，两套装束，随时更换，川剧的“变脸”绝技，用得得心应手，连川剧大师也汗颜。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陈兵武汉上游的杨森，高度关注，专门发电给杨森，查问杨森列名“拥蒋”的真伪，得到了杨森事出有因，“绝对革命”的答复，嗯，满意！

武汉政府中的唐生智，出身军阀，北伐前仅是一个兵不过三千、少枪缺弹的湖南地方军师长。北伐中他所辖军队如吹气球般膨胀起来。他对四川军阀师兄的套路，相当熟悉，心生一计，密派手下保定军校出身的宋增福，作为武汉国民军的代表潜入四川，利用保定同学这层关系，策动保定军校的校友、同学——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出兵东下进攻刘湘，打击刘湘这个蒋介石的铁杆粉丝。

宋增福路过万县时，顺便以“革命大义”动员杨森。当然，杨森又是满口答应，何况是对付死对头刘湘，表决心拍胸膛时，用力过猛，差点吐血。

刘湘不久前有过一次江浙行，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并获赠了一台当时在国内仅三台的大功率电台和资金、军火补充，坚定了追随蒋介石新军阀的决心。但是，他哪会想到武汉政府中唐生智也擅长四川军阀的“峨眉拳”，丝毫没有觉察到杨、邓、刘、田等的暗地操作，4月18日蒋记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他急忙又联络川军各部通电表示竭诚拥戴。

蒋介石为争取民意，高调继续北伐，重新宣布北伐军编制，自己是总司令，把拥护自己的地方军阀们编进北伐军序列：

第一路粤桂总指挥粤桂李济深、黄绍竑；

第二路湘黔总指挥湘黔王天培；

第三路总指挥闽浙何应钦、白崇禧；

第四路总指挥苏皖陈调元、柏文蔚；

第五路四川总指挥四川刘湘；

第六路贵州周西成。

蒋介石这一手特别厉害，此时，全国人民正迫切希望彻底铲除卖国的北洋军阀，有谁能取得北伐胜利，谁就是有革命派的民望。武汉政府虽也在北伐，但兵弱将稀，进展缓慢。

蒋介石担任了前期的北伐军总司令，进展神速，战果辉煌，深孚众望。他这次把拥戴自己的军队编进了北伐军，未编进的军阀，顿时成了另类，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