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梵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各地官员的胃口，只要是事佛敬佛的官员，都可以凭此官运亨通，敬佛的事业更成为各地的政绩，更是升官的终南捷径，以此向灵太后请功。而官员们的政绩，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修建辉煌的佛寺，为佛像塑金身。塑金身需要消耗大量的紫铜，紫铜是国家管控的铸币物资，各地为造金像，只有消毁铜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北魏的市场贸易拖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怪圈。

孝文帝实施六大改革，经济领域改革最大的成功是改变了以物易物的陋俗，市场发行流通货币五铢钱。从此，全国都以货币作为流通领域的凭证；但是，在北方一些偏僻地区，仍然保留着以物易物的陋习。

灵太后执政以后，各地恢复了以棉麻代税的赋税方式，已经极大地冲击了五铢钱的货币地位。此时各地的地方官为了铸铜佛金身，尽快出政绩，纷纷把五铢钱镕化，铸造金佛，打造金殿。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少，加速了以物易物的死灰复燃。

本来，上古人善良，以物易物也无不可。但这种交易的最大弊端就是价值无法精确计量，质量无法精确鉴定。北魏的市民，常常因为物质交换的不对称，发生交易双方的械斗，从而引发很多社会治安问题。最根本的一条是动摇了北魏市场的经济基础。

谏议大夫张普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上疏启奏：“以物易物严重的阻碍了市场经济，应该改各地棉麻代税为正式税赋。发行五铢钱充实流通领域，严禁各地镕钱铸金像。”

紫铜在当时是国家管控物资，属于国家的金融储备。各地敬佛、铸金佛像，消耗了大量的铜材，而主要的铜材生产地四川、云南等地都控制在南梁政权手中，一时到哪里去开采那么多的铜，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金佛，重铸铜钱用于市场流通。

金像是灵太后的最爱，怎么可能允许部下们毁佛铸钱；面对这个难题，一时不好表态。

尚书崔亮启奏说：“要到蜀、滇两郡采铜显然是不现实的，而要将铸好的金佛像熔化改铸五铢钱，无异于因噎废食。唯一的办法是在王屋山采铜，用以铸钱。”

尽管王屋山铜矿的储藏量少且铜质差，但此时也只能这样勉为其难了，而且这确实是个皆大欢喜的建议。灵太后当即准奏。财政部立即组织人手，去王屋山开采铜矿，就近铸造五铢钱，迅速投入市场，以解燃眉之急。

新钱流通，铸钱的机密也被王屋山附近的村民知晓。见利忘义，当地的村民也在王屋山官矿附近私采铜材，用以铸造五铢钱。这些钱比官钱更薄、更小，因为是地下流通渠道，却比官钱更早地占有了市场。王屋山成了全国有名的假钞一条街，或者假币一个镇。

北魏财政部在假钞流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会对整个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认为老百姓铸几个铜钱私用，不会影响大局，采取了睁只闭只眼的宽容态度，最终拖垮了北魏的经济支柱。

敬梵靠一只海龟升官，他的鬼话可以蒙蔽一时，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却是无法蒙蔽的。安定公胡国珍此时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敬梵就有再多的“龟虽寿”也无法延长其命祚。

胡国珍早年在凉州饱受风沙洗礼，倍受煎熬，到了晚年，对佛教更加雅敬，天天烧香念佛。胡国珍本来是凉州鞍马摔打出来的身坯，身体素质自然要比一般人硬朗。到了晚年，也还经常跨马据鞍，身着铠甲，威风凛凛地在后花园驰骋。神龟元年度过了八十大寿。

四月七日从家中到阊阖门，徒步行走四五里山路，观看佛像。第二天还久久地佇立在佛像前，口中默念“阿弥陀佛”，虔诚地站立了一天，至晚方肯在路边的山石上坐一坐。此时暑热已甚，胡国珍在烈日下站立一天，受热中暑，回家即卧床不起。灵太后处处表现自己是孝女，亲自熬汤煎药，为父亲喂药饲饭。十二日，神龟也无法施救，安定公撒手追随佛祖去了。

灵太后丧父，悲痛欲绝，以仅次于皇帝的礼仪，加九锡的殊荣安葬了父亲。又敕封胡国珍为“太上秦公”；还迎回早丧母亲皇甫氏的灵骨与父亲一同安葬。追母亲为“太上秦孝穆君”。

谏议大夫张普惠尽管有可人的本钱，但不善于察言观色，更不想讨灵太后欢心，若要的话，他只需要到灵太后的卧榻上睡一觉，还不就什么都有了吗。此公却不屑于此道。径直上奏说：“这‘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我更没见识过封早逝的母亲为‘太上’孺人的，伏愿太后停逼‘太上’之号”。

灵太后面对梦中情人张普惠，弄得左右为难，于是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齐集胡国珍府邸，讨论敕封父母“太上”尊号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