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解释，弥合了礼运篇的矛盾，让群臣连连点头，认为这个解释很顺畅。

就连刘宗周，虽然认为皇帝的解释有私心、有不够圆融的地方。但也同样认为这个解释，要比之前强得多。

礼运这篇文章，也能从之前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重新被儒者研读。

不过，这篇文章的解读，仍旧是存在风险的。因为一定会有士子被古人注释所影响，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禅让制。

朱由检为何要冒着风险，以这篇文章为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当前的小儒，转向大同之儒。才能让儒生不沉迷于繁杂的礼仪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迈进——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没有追求，逐渐变得庸俗。

这是关系士风、甚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朱由检想通过重塑理想，让大明拥有汉唐那样的昂扬气质，重塑社会风气。

而不是让儒生越来越庸俗化，刘宗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朝堂上的政策，也会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凡是朱由检认为应该改变的，都能说大同之世不应该这样。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办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样，每一个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释很久，才能在各种手段下，勉强获得通过。

臣子在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也能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现在的臣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多觉得，皇帝对大同之世的解释，犹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够看到，其实却可望不可即。

连孔子都是在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认为拥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见得有这个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别说大同之世是对全天下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个幻想。

这让一些人之前对公有制的担心，此时也放下了。因为不管公有制怎么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朱由检解释了关系后，立刻向众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尧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当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这个目标后，朱由检还把更具体的目标，向群臣道了出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妄想一步迈进大同。”

“刘先生，你来说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刘宗周思索一番，说道：

“《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记》说成王周公之后，康王即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臣以为小康之世，莫过于此。应当像周公那样制定礼乐教化民众，如此可天下大治。”

对此若有所思，朱由检道：

“刑措四十年不用，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不需要明文礼法的大同之世了。”

“看来小康之世的最后阶段，可以称为成康之世。”

“我们就以成康之世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群臣听到之后，都是吃惊不已。万万没想到皇帝在说了一番经书后，提出个建设成康之世。还要以这个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这让他们觉得，皇帝是不是头脑发热，竟然在经筵上，定下这么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