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繁华时求淡然，可是李父淡然久了，还是很想念繁华。他在亲友帮助下开了个选煤厂，觉得命运终于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竖捺的家乡盛产煤矿，开矿使这里成为了“十里煤场”。靠山吃山，靠煤吃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解冻了，当地有胆子大的人开了第一家选煤厂，生意红火，惹得很多人眼红。第一个成功下海的人，就好比第一个成功飞越黄河的人，往往能吸引很多人跃跃欲试，久而久之这一带选煤厂林立。李父也学西施的邻居效颦，本就效得不像，奈何又效得太晚，新开的选煤厂没什么竞争优势，苟延残喘地在夹缝中生存。

李父做生意无方，生意没有生钱只生出一堆债来。一个客户压了选煤厂一大笔货款迟迟不还。俗话说：站着借钱，跪着讨债。如今欠债的是大爷，北京人骂人常骂“你大爷”，好像别人都欠他们债似的。负债越多，“大爷”们反而越不在乎。选煤厂周转不灵，李父数次上门讨债，每次都吃这位“大爷”的闭门羹。

后来李父数次上门要账，那位欠债的“大爷”不堪其扰，只带金银细软举家跑路了，他只拿到一批书抵债。

这批书据说是清末被太平军焚毁的文汇阁藏书中幸存的残部，被有心人藏在一个寺院的墙壁里，后来墙壁坍塌，书被人发掘，可惜书的价值却没被发掘。这一“鲁壁出书”的事件没有像考古大发现一样引起轰动，因为这年头书这东西不像出土文物，越旧越不值钱。

这些书像敦煌文献一样被贱卖了，这些书几经转手，都作抵债之用，最后到了李父手中，可见债比钱流通更快。还好考据学派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不然考据学派的学者们看到这些古籍善本恐怕要垂涎三尺了。

有书就得有书房，可惜李家房子太小，只有两间瓦房。本就没有多余空间拿来作书房，可是得了这批书总要有个放置的地方，后来李父把书堆放在自家粮仓里。

他在李母面前夸耀自己这个创举：“粮仓和书房两用，等同于精神和物质一起文明。物质食粮是精神食粮的载体，精神食粮是物质食粮的升华，精神食粮要靠物质食粮的补充而补充，物质食粮是为了维持精神和肉体不至于涣散”。李父绞尽脑汁辩证了精神和物质的逻辑关系，精神和肉体几近涣散，肚腩也发出了抗议。

李母不擅长哲学思辨，听到一大堆“物质”、“精神”的，头大了一圈，李母的哲学很简单，只是稀里糊涂地活着。

李家书房很简陋，犹如梁实秋之“雅舍”，只有一桌、一椅、一灯、一书橱而已，完全配得上“简陋”二字。李父假充文人久了，染上了文人的精神洁癖，像法国文豪福楼拜一样，讨厌使用无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其实李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古董，李父追认的祖先李商隐，没做过大官，薪俸微薄，自然也没留下什么值钱的古董。

李父还给书房起了个名字——兰芷斋，为彰显才情，他还特意指出“兰芷”二字出自《楚辞》。大凡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人，偶尔想出个什么典故来就时常炫耀，因为一个人越缺什么往往就越炫耀什么。

李父取完名后在李母面前拽文：“看到‘兰芷斋’这个名字，就仿佛闻到兰花淡淡的幽香”。

李母泼冷水：“为什么我看到‘兰芷斋’这个名字，闻不到兰芷的香味，只闻到了烂纸的霉味”。李母下岗后，看事物比较消极，越发变得像消防车上的喷水管，有泼冷水的功能。李父在兰芷斋中呆久了，渐渐被熏陶出书卷味，可惜是书卷的霉味。

李父绞尽脑汁想出的“兰芷斋”转眼就变成了“烂纸斋”。他苦无知音，叹道：“糟糠之妻，有辱斯文”。其实“斯文”这个词语自从诞生之后常常在文学作品里被“辱”，什么“斯文败类”、“斯文扫地”、“假充斯文”诸如此类。可见“斯文”被“辱”得多么频繁。

李父像决心复兴意大利的加里波第，深感肩上复兴家族的责任之艰巨，为把儿子培养成复兴家族的人，天天逼儿子在“兰芷斋”读书。

竖捺为了逃避读书，常引用一句名言：“有位教育家曾说过：‘小孩子要先学会玩，才能学会学习。学不会做孩子，就学不会做爸爸’”。

李父做孩子就不称职，做爸爸也不称职，被儿子顶撞，一时语塞，脑子更是塞得像抽水马桶，他想不出名人的话来反驳儿子。李父在儿子面前的威严，犹如党在中国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为了捍卫自己的神圣地位，他失去了慈父的耐心，连连训斥儿子：“孺子生性顽劣，不服教诲，废人、废人”。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竖捺小时候就像个资深酒徒，扶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