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社有现代诗和古代诗两个小组，实际上两个小组没有明确的分野界限。

诗歌的发展大致和女性服装的发展一致，古代诗含蓄内敛，犹如翘袖折腰的古典美女，现代诗热情奔放，犹如片布包身的摩登女郎。

古代诗有严格格律限制，曲高和寡，犹如古典美女的高贵冷艳，难以亲近。现代诗都用白话，格式不拘，遂更受青睐。

这年头的白话诗真如严独鹤说的那样，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几个感叹词和名词混合在一起就叫诗，这种诗人人都能作。

“所谓现代诗，其实就是一堆没有语法、没有格律、乱用量词、滥用修辞、混淆体裁的文字。”

竖捺觉得报古代诗组更能显示自己的作诗水平，他认为会做古代诗的人也一定会做现代诗，因为古代诗是现代诗的祖宗。古黎明出于对自己姓氏的尊重，追随其右。

诗社其它人大都加入了现代诗组，只有张雨柔一人未表态，白为民见古代诗组人才凋零，把张雨柔也划到古代诗组，张雨柔是慕少男情怀才来参加诗社的，对作诗不感兴趣，加入古代诗组完全是充数。

诗社现代诗组和古代诗组经常像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学者一样论战，所谓论战，其实就是骂战——对骂。

现代诗组引用刘半农的话：“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刘半农大师的手掌比如来佛祖的手掌还大，一巴掌拍死了今后所有用文言文的人。还好竖捺写古代诗也是文言中夹杂着白话，所以他只能算‘活死人’，可惜他没有‘活死人’王重阳的绝世武功。

竖捺的诗半文不白，犹如一个未孵化成功的鸡蛋，一半是生命，一半是营养物质——‘活死人’生出来的诗自然也是半死不活的。

古代诗组员一嘴难敌十口，经常感到吃力难以招架。竖捺偶尔才能插上一句嘴，引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里的话——白话诗是“驴鸣狗吠”。这句话引起了现代诗组的‘驴’和‘狗’的公愤，‘驴’和‘狗’经常群起而攻竖捺。

有利益分割的地方就有争执，世界历史上诸多战争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利益纠纷。因为诗社刊物《采薇》版面有限，两小组经常因为版面分配问题争执不下。

《采薇》版面上的古代诗部分就好比世界版图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零星占了几块，其余大部分版面都被现代诗占据。现代诗歌就好比西方列强，对古代诗的仅有的领地也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将其吞并。

《采薇》里的古代诗已经十分精简，然而古代诗组的人数更加精简，无法再精简，再精简的话只怕连整个小组也要一起精简掉。

现代诗组长久占据《采薇》的大部分版面，社长白为民不会写古代诗，因此站在现代诗的立场上说：“现代诗比较受现代人欢迎，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口味。”

其实是因为现代诗比较长，主要负责充篇幅，古代诗篇幅短，先天不足，无法胜任。肩负重任的现代诗组嫌弃古代诗组，犹如中国男篮嫌弃中国男足拖垮了中国体育的整体形象。

诗社例会就像例假，一般情况下来得很准时。

两个小组在一起开诗歌赏析会，古代诗组选择白居易的《长恨歌》作赏析对象。张雨柔见众人静若痴呆，想打破沉闷的气氛，谦虚道：“那我就抛砖引玉了。”

抛砖引玉其实只是一句客套话，发言者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抛的是砖，相反，倒觉得自己抛的是玉，引出来的都是砖。

张雨柔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专挑诗的毛病：“诗人白居易在这首诗里把女人比作梨花、芙蓉，我认为这是物化女性，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张雨柔抛出来的砖砸死了古往今来拿女人做比喻的诗人。不过还好她范围窄，没读过贾平凹先生的书。因为贾平凹的《西路上》里说：“女人站起来是一棵树，女人趴下去是一匹马。”如果她读过，她会认为贾平凹动物化了女人，她抛出来的砖至少可以为贾平凹盖一座坟墓。

接下来赏析的是《琵琶行》。

古黎明似乎有高见意欲发表，不吐不快，腾地站起来说：“《琵琶行》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也是描写歌姬的代表作，歌姬舞女是中外文人的共同的爱好，应该说中外男人共同的爱好，什么琵琶女、羊脂球、茶花女、杜十娘、柳如是都是妓女。我认为花船妓院比书院更适合当作诗的场所，古代大部分好诗都是在妓院花船里完成的。

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作家要取好些个笔名，甚至男作家用女人名做笔名，直到后来，我发现妓院有好些个别名，诸如：怡红院、风俗店、桑拿、发廊、按摩院、洗脚城、KTV量贩。作家的笔名和风俗店的别名一样，都是用来隐藏身份的。”

竖捺暗想：“古黎明竟然能赏析出来这么多与《琵琶行》毫不相干的东西，果然厉害。”

所谓赏析，其实就是糟蹋，古代诗组糟蹋完白居易的《琵琶行》，接着糟蹋他的《长恨歌》，古代诗组员们都有日本鬼子的癖好，对一个人轮流糟蹋。

竖捺不忍心看两人糟蹋经典，把注意力放在了现代诗组。

爱情是不可以被玩弄的，但爱情这个题材却经常被人玩弄。

现代诗组最喜欢玩弄爱情题材的现代诗，现代诗组组员们选了一首勃朗宁夫人的诗《请再说一遍我爱你》来赏析，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