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开海禁的旨意议定，昭告于天下。

海禁的规定本是太祖高皇帝之命，但却非祖训，而是因时而制定的政策。当初倭寇横行，海民和倭寇混杂不清，寇匪勾结海外之敌滋扰沿海各地的事情时有发生。

大明朝廷无余力清缴倭寇，便索性一刀切，寸板不许下海。谁要是违背此命，便做倭寇海匪论处。这么一来，海患虽然平息了许多，但是对于海边讨生活的百姓们，不啻为一种极为苛刻之策。

事实上，这海禁之策，在永乐皇帝朱棣手中已经打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大明的海船抵达海外各处，留下了多少传奇，播撒了大明的威名。

只可惜，三宝太监下西洋是为了炫耀大明的国威，却非开疆拓土，多少浪费了财力物力，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当然，有传言说，永乐皇帝本就不是奔着开疆拓土去的，而是为了去找他的侄儿建文帝的踪迹的。传闻说，永乐帝夺侄儿建文帝之位，心中常担心别人说他得位不正。加上建文帝下落不明，所以担心他重新举旗，再来争夺皇位。便于找到建文帝，除却隐患。

所以听到情报说，建文帝避难出海，在南洋或者番国躲藏，所以才派三宝太监数次下西洋，便是为了找到建文帝。

当然这些都是传闻，也无从考证。当事者均已作古，此事已成谜团。不过，在张延龄看来，郑和下西洋固然意义重大，但是坐拥如此强大的海上力量，却没有得到实惠，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大明航海技术和海上力量比之欧洲那些弹丸之国不知强大多少，却白白浪费了这番实力。如今居然被别人占了先。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从此以后，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领土扩张，数百年的大殖民时代便也和大明无缘。最后被一个岛上小国称霸全球。乃至于在后世，中华蒙难百年，耻辱备至，受尽欺凌。

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整体的衰落从根子上往上刨，错过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行动，闭关自守，坚持海禁，绝对是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的。

其实，海禁之策，早就有人觉得不妥。弘治年间便有人提出解禁之议论。只是朱佑樘是个固守成规之人，以太祖之命为借口，驳回了提议。

现如今，朱厚照是皇帝。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样的臣子。事实上，正德朝虽然混乱，但君臣的心思眼却都活泛的很，都不是墨守成规之辈。

所以，当海禁解除之议被提出来之后，在讨论了数日之后，杨廷和和外庭诸官都表示了认可。开海禁无疑会带来麻烦，但是带来的好处显然更多。

张延龄提出的开海上陆上两条商道，行一海一陆计划，大力发展市舶贸易，从而带动大明内部各种产业的想法无疑是天才般的设想。

这一点，在杨廷和召集众官私下里商议的时候也表示了极大的感慨。

“或许只有张延龄能想到这些吧。不管此事最终是怎样的结果，不管这个人有什么私心和目的。但就此事而言，本人却是佩服他敢想敢干的作风的。这个人，确实是个有本事的。”

对于杨廷和的评价，杨一清也表示赞同。这话传到张延龄的耳朵里，张延龄一笑置之。

他做的这些事，并非是为了搏人眼球，更不是要得到什么夸奖。这是也不仅是关乎个人赚钱的事情，而是关乎历史大局的大事。张延龄越是琢磨此事，便越是充满了一种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扭转乾坤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便也格外的投入更大的热情。

九月十九，市舶司在内城西华门外刘瑾被没收的旧宅挂牌成立。圣旨任命，由护国公张延龄代市舶司提举之职。看起来有些小材大用，因为市舶司提举官只是个五品官职，但是，和之前市舶司衙门的职能相比，此次成立的市舶司却有着较大的职权。

首先，按照张延龄的要求，市舶司独立于外廷存在，不受外庭户部管辖。光是这一点，便争论了许久。杨廷和本想让市舶司归于户部所辖，这样便可以监督插手，但张延龄岂会容人有掣肘的机会。

不过，市舶司最终还是归于内廷所属，说白了便是皇上直属。派太监前往坐镇，以确保监督行事。这也堵住了杨廷和等人质疑的无人监管的疑问。

但很显然，内廷本就是张延龄的人，自张永而下，谁不是张延龄扶持上来的。这种监督，其实也是名存实亡。

其次，市舶司衙门拥有独立的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当然仅限于市舶贸易的税收之权。也就是说，张延龄可以制定海外贸易的税额收取的比例，可以制定管理海贸船只商行乃至番国来朝商贾的条例。只需奏请皇上批准，而无需通过其他人的同意。

最后一个极大的权力便是，市舶司将拥有一支水军。从团营之中调选一批水军，组成一卫六千五百人的水军。他们是用来维持市舶贸易的正常进行，开拓航道，保护贸易路线的。

市舶司何曾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本来是个不被看重的偏门衙门，被张延龄这么一弄，顿时显得权势显赫了起来。

自然议论也是不少，但是人家一两银子不向朝廷要，全部自筹银两。造船养兵等等事务都不让朝廷出半点力，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但如此，张延龄上缴近三十万亩田契给朝廷，发动勋戚之家退田归民的行动也是引发了朝野的震动。本来退田这种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勋贵们主动的，这帮人的德行谁人不知？但是张延龄却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