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太子李弘的回归，原本按部就班的东宫上下，也像是被上足了发条的机械一般；紧锣密鼓的加速运转起来。而他在光顺门内的例行听政，也变得越发正式和务实起来；不断有人被提拔或贬斥。

或者说，如今太子李弘的势力和声望，已经足以支持他做出更多的改变，更进一步的人事调整。比如，留给京兆府少尹最后一点体面，准他就此告老还乡的同时，京兆府中下曾官吏被汰换了一轮。

而籍着宰相遇刺和刑场逃囚事件的余波，在光顺门内的听政朝会上；又有人将矛头对准了在中元节突击决囚的刑部司，以及在后续追拿中表现不力，让人犯多次逃走的金吾左右翎卫中郎将/六街使。

因此，除了相应主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罚俸、考功减等的处罚之外；太子李弘又应臣下所请，以协理和督办为由，派遣一些东宫所属加入其中，乃至暂代一些因此缺位职事；直到案情彻底归结为止。

而后太子李弘锐意进取的第三把火，却是烧向东西两大市所属的市令和常平署；因为突击搜查东市所获得的违禁品和不法勾当，让身为直属上级的太常少卿郑休远，一时脸面无光而主动上门请罪。

但太子李弘却是好言宽慰之的轻轻放过；但作为相应权衡和妥协的代价；市令和常平丞都要因此换人了。但继任的人选乃是另一位留都宰相，大学士萧德昭的门人，几乎连夜上门以示讨好和恭顺。

虽然对方信誓旦旦的全力配合与协助，未必会有多少真正的成色；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不至于成为，东宫影响和渗透两大市内的营生，并籍此继续开拓更多财源和域外商路的妨碍了。

当然，在这一切纷扰之外，其实还有鲜为人知的第四把火。就是十几名初入仕途的年轻选人，怀着澄清吏治和至君尧舜的理念、志愿；在太子李弘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之下，加入到了御史台的备选。

与此同时，在长安和洛阳的诸多书坊中，开始大量上架一系列的新书；引的当地一时争相阅览。其中最有名的，无疑就是十一年前去世的一代高僧，玄奘三藏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官方重校版本。

尤其是其中一部分敏感的内容，被重新删改过，并增加了许多“秩名”“无名商”备注和小传；来证明五方天竺的风土人物，及其富熟丰饶程度。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

却是在他寂寞无闻的去世之后，由他代办身后事的从子（侄儿）僧人智弘，代为捐献的书稿十卷，绘图三卷；并召集了当年追随王玄策数入天竺，而尚且在世的使团成员，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校准。

虽然王玄策在后世，以“一人灭一国”，与副使蒋师仁指挥借来的1200名吐蕃兵和7000尼婆罗兵；就轻易横扫了北天竺到东天竺的大片区域；击破敢于袭击唐朝使团的新兴势力，那伏帝阿罗那顺。

最终，攻破王都茶镈和罗城，降服五百八十座城邑；又在乾陀卫江（恒河支流）大破那伏帝王后请来救兵。俘获阿罗那顺及王妃、诸子、大臣、贵族等，男女三万多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

如今的阿罗那顺的后代，还在殿前值役。此后他又三度出使天竺，从东天竺王尸鸠摩处，获得牛马三万，及弓、刀、宝珠，缨络等物；从迦没路国获得异宝和版籍地图，赐予当地老子像以为供奉。

还从最后的佛门圣地——大菩提寺/超日寺，带回来宝珠、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等供物。但最关键的是在高宗龙朔元年（661年），王玄策奉令从天竺带回10名制糖大匠。

由此在天竺淋晒制糖法的基础上，改良为中土特色的“竹甑法”，制出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这种印度沙粒糖的梵语名称是“sarkarā”，时人音译为“煞割令”；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代进步。

不过在当下，其实已被更先进的浸染法所取代，而成为东宫名下遥控的赚钱门路之一。除此之外他的数次出使。也由此开辟出了一条中土通往天竺的稳定商路，既穿过吐蕃势力范围的青海/羌塘道。

当然了，此事既有利也有弊。吐蕃更是由此窥见了，五方天竺的孱弱和无力；开始将天竺当作肆意横行的后花园。而沿着这条山高水长的险道，频频越过群山阻隔，杀入东天竺诸国境内肆意抄掠。

虽因为气候不调无法长期占据，但通过抄掠和勒索贡赋，获得了大量财富、物产和掌握先进冶炼技术的天竺工匠。这也是当年文成公主入吐蕃时，指定陪嫁的诸多书籍和工匠中所缺失的重要一环。

再加上当时青藏高原在内世界范围内，普遍性的气候转暖和降雨线北移；不但大大降低中原用兵塞外的军事成本，也成为了吐蕃王朝，崛起于高原的重要养料；不过这都是未来才会发生的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