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随着安南内部局势的变化，莫登庸主动示弱，请求宽恕，毛伯温再次被委以重任，升任兵部尚书，但因朝中意见分歧，出兵计划一度搁置。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毛伯温被派遣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其间，他不仅加强了边防，还招募士兵屯田，永久免除田赋，大大增强了边疆的防御能力。

嘉靖十九年（1540年），毛伯温等人进驻南宁，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宣布明朝将支持黎氏子孙复国，另一方面悬赏捉拿莫登庸父子。莫登庸恐惧之下，派使臣求和，毛伯温则借机传达天子的恩威，成功收取了安南地图、户籍，并暂时让莫登庸归还部分领土，最终促成了安南的和平解决。明世宗对此大为满意，将安南国改为安南都统使司，任命莫登庸为都统使，毛伯温也因此加官为太子太保。

四、整饬边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毛伯温在结束了安南之役后，回归朝堂，继续承担起都察院的重任。然而，边关的频繁警报提示着他，边防体系亟需一次全面的审视与革新。毛伯温敏锐地意识到，仅靠传统的防御机制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边疆局势，他提出了修建京师外城的建议，旨在构建更为坚固的首都防线。尽管这一提议在初期遇到了来自给事中刘养直的反对，指出修庙工程已耗资巨大，但毛伯温的坚持与远见最终说服了明世宗，使得边防建设得以推进。

同年十月，兵部尚书张瓒的去世，为毛伯温提供了一个施展军事才能的舞台。张瓒在位期间，军事设施荒废，边防体系漏洞百出，毛伯温临危受命，代理兵部事务。他迅速召集朝臣，共同商讨边防改革方案，最终提出了涵盖二十四项具体措施的防边建议，涉及军事训练、武器装备、边关管理等多个方面，极大地提振了边防军纪，为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伯温的边防革新不仅局限于军事层面，他还着眼于财政的合理分配与机构的精简。面对言官提出的核实军力与内府人员的建议，毛伯温积极响应，提交了二十多项裁减冗员的提案，触及了包括锦衣、腾骧卫在内的多个部门，甚至深入到御马、内官、尚膳监等长期被宦官把持的敏感领域。这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举措，虽然在短期内改善了朝廷财政状况，却也触怒了朝中权贵，尤其是宦官集团，为毛伯温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毛伯温的边防建设再次得到明世宗的认可，他被委以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重任，负责全面整饬北方边防。在这一时期，毛伯温不仅推动了大同五堡的重建与驻军，进一步强化了边疆的防御网络，还因其卓越的军事成就被加封为太子少保，成为嘉靖朝边防建设的标志性人物。

五、削籍病逝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正当毛伯温在边防建设上取得显着成就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却将他推向了命运的深渊。秋天，顺天巡抚朱方因防秋任务完成，请求撤回临时驻扎的客兵，这一决定看似合理，却在不久后酿成大祸。北寇突然大举入侵，直逼京师近郊，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明世宗震怒不已，他认为这是边防管理的重大失职，下令将总督翟鹏逮捕并充军，而朱方则在严厉的杖刑下丧命。

在这场风波中，御史舒汀的指证将矛头指向了毛伯温和职方郎韩最，声称正是他们两人主张撤回宣府、大同的客兵，间接导致了边防的薄弱。明世宗听闻此言，勃然大怒，立即做出反应，将毛伯温削除官籍，而韩最则遭受了更为残酷的惩罚——被打八十大棍后，发配至边远之地充军，途中幸而遇赦，得以归乡。

对于毛伯温而言，这一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从兵部尚书的高位跌落至削籍为民，意味着他多年的努力与成就瞬间化为乌有。政治生涯的骤变，不仅剥夺了他的权力与地位，更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毛伯温背部长出了疽疮，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身亡，结束了他充满波折的一生。

毛伯温的晚年，是嘉靖朝政治复杂性与人性悲剧的缩影。从边防建设的辉煌成就，到因一纸错误决策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再到最终病逝，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也折射出了明代官场的残酷与无情。

六、结语

毛伯温的一生，是明朝中期边疆安全与外交智慧的生动写照。从边疆防御的加固到安南问题的成功解决，再到晚年虽遭不幸但仍获身后荣誉，毛伯温的故事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也是明朝国家治理理念的缩影。通过研究毛伯温的事迹，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波澜壮阔，更能深刻理解到古代中国在边疆管理和外交策略上的智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