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时期

朱常洛的早年生活始于一次宫廷内的偶然事件。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朱翊钧在其生母李太后的寝宫——慈宁宫中，偶遇并临幸了一名宫女王氏。此事原本应严格保密，但王氏不久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让神宗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按照宫廷礼制和封建道德，皇帝的私生活应当严谨，避免留下把柄；另一方面，李太后对于子嗣的渴望极为强烈，特别是在神宗的皇后王氏和昭妃刘氏多年无子的情况下，一个潜在的继承人对巩固皇权至关重要。

神宗起初对于王氏怀孕一事持回避态度，担心此事会损害自己的名声和威严，但李太后的坚持和内起居注中对此事的记录，加上赏赐给王氏的实物证据，最终迫使神宗不得不面对现实。李太后的介入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影响力，促使神宗在万历十年（1582年）册封王氏为恭妃，并在同年的八月，迎来了他们的长子朱常洛的降生。

朱常洛的出生，虽然解决了李太后对于子嗣的迫切需求，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始终冷淡，这与朱常洛母亲的低微出身有关，也反映了神宗个人情感的复杂性。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尤其在神宗偏爱郑贵妃及其所生次子朱常洵的情况下，围绕储君人选的“国本之争”持续升级，朝中大臣和外戚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角力。

然而，在李太后的庇护和其他朝臣的支持下，朱常洛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册立为太子。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晚明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了朱常洛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的太子地位虽然确立，但神宗对他的冷漠以及宫中其他势力的威胁，使得朱常洛的太子生涯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为他后来即位后的短暂统治埋下了伏笔。

二、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是晚明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且极其复杂的政治风暴，其核心在于明神宗对于太子人选的迟疑不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朝堂内外的激烈争议。这一事件不仅触及了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更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氏因其出众的美貌和智慧，深得明神宗的宠爱，很快被晋封为贵妃。两年后，她诞下了皇三子朱常洵，这不仅巩固了她在后宫的地位，也让神宗对她更加宠爱有加。郑氏借机请求神宗立朱常洵为太子，甚至写下合同并在道教庙宇中立誓，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明朝的祖制和封建礼法，即太子应由嫡长子继承的原则。

然而，神宗的承诺并未立即转化为行动，反而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极大忧虑。他们担心郑氏的野心会破坏国家的根本——“国本”，即皇位继承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朝臣们接连上书，呼吁神宗遵循祖制，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些奏折数量之多，言辞之激烈，前所未有，矛头直指郑皇贵妃及其背后的势力。

神宗对于这些奏请采取了拖延战术，继续宠爱郑氏，这进一步激化了朝野之间的矛盾。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神宗终于做出妥协，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分别册封朱常洵、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为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以此暂时平息了“国本之争”。

然而，“国本之争”的余波并未就此消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关于更换太子和郑氏及福王的阴谋论不断，导致了多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许多官员因此被罢官、解职甚至遭到更严重的惩罚。这些事件不仅加深了朝廷的分裂，也为东林党人提供了攻击政敌的机会，加剧了晚明的政治动荡。

在这场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朱常洛的母亲王氏的命运同样令人唏嘘。她被遗忘在深宫，终日以泪洗面，双目失明，最终孤独离世。即便在去世后，她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神宗最初甚至拒绝给予她厚葬，直至朝臣一再进言，才勉强追谥为皇贵妃。

三、梃击之案

“梃击案”是晚明时期一起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正值“国本之争”余波未平之时。一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行凶，伤及多名守门官员，直至被内官韩本用制服，才得以制止。此事件迅速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因为太子的安全受到威胁，更因为张差供认其行为背后有郑贵妃的手下宦官庞保、刘成的指使。

郑贵妃为避免牵连到自己和心腹，急忙向皇帝哭诉，试图减轻庞保和刘成的责任。然而，太子朱常洛遇险的消息激起了朝臣们的广泛讨论和担忧，他们纷纷要求彻查此案，追究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神宗皇帝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寻求太子的谅解，以平息事态。在郑贵妃向太子跪拜求饶后，太子表示宽恕，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然而，此案并未因此得到真正的解决。神宗最终下令，将张差以“疯癫奸徒”之名处决，以平息众怒。但随着张差的死亡，关键的人证消失，庞保和刘成二人得以逃脱更深入的调查，他们矢口否认与事件有任何关联。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一日，神宗秘密命令太监处死了庞保和刘成，但这一做法并未揭开事件的真相，反而使得“梃击案”成为了一桩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