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状态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随着达什巴图尔的辞世，罗卜藏丹津接过了清朝授予的亲王爵位，这一封号虽尊贵，却更多是荣誉象征，未赋予实际王权。两年后，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为稳固青海局势，精心布局，让罗卜藏丹津与右翼贝勒察罕丹津、达颜等人共同管理青海和硕特部蒙古右翼，意在平衡各方势力。然而，此举非但未能平息罗卜藏丹津内心的不满，反而加深了他对权力分配的疑虑与不满。

彼时，青海蒙古各部因拥立七世达赖喇嘛之事已生嫌隙，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而外部局势更是风起云涌，1717年，准噶尔汗国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策零敦多布突袭拉萨，不仅终结了和硕特汗国的统治，还杀害了拉藏汗，占据了西藏的政治中心。这一事件对青海蒙古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为清除准噶尔势力对西藏的威胁，清军发起第二次入藏平叛行动。当清军途经青海时，罗卜藏丹津提出请求，希望在西藏恢复其家族昔日的汗庭地位，这不仅是其个人野心的体现，也反映了他对家族荣耀的执着追求。然而，清军统帅、康熙帝第十四子胤禵并未直接应允其要求，但出于战略考虑，还是允许他随军入藏，协助平定叛乱。

二、欲望受挫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在平息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后，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罗卜藏丹津遭遇了重大的欲望受挫。这一事件源于他在西藏事务中的期望未能得到满足，以及他在青海的权势被削弱。

首先，罗卜藏丹津在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坐床”典礼上受到了冷遇。他原本期望能够借此机会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力，但现实却让他倍感失望。更为严重的是，他为曾投靠准噶尔叛军的第巴达孜瓦求情免死，却遭到了清朝的拒绝，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不满情绪。

其次，清朝在平定准噶尔之乱后，对青海和硕特部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然而，罗卜藏丹津得到的赏赐却远不及他的预期。察罕丹津被封为亲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也被封为郡王，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罗卜藏丹津仅得到了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并且还被命令与察罕丹津共领青海和硕特右翼，这实际上削弱了他在青海的独大地位。

清朝的这一举措显然是为了遏制罗卜藏丹津图谋恢复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以及他继任汗位的野心。罗卜藏丹津对此深感不满，他的欲望受挫成为了后来发动叛乱的重要诱因。

三、发动叛乱

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因在西藏事务中受到冷遇及青海权势被削弱，内心积怨已久，最终决定发动叛乱。他暗中与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勾结，寻求外部援助，尽管策妄阿拉布坦未直接出兵，但却在幕后怂恿和支持罗卜藏丹津的行动。

同年八月，利用康熙皇帝去世、皇十四子允禵回京奔丧之际，罗卜藏丹津趁机召集青海厄鲁特蒙古各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在会上，他煽动起兵反清，下令各部恢复原来的称号，并自称“达赖浑台吉”，企图重振和硕特蒙古的昔日辉煌。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他还强迫各台吉去掉清朝加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改回固始汗时期的蒙古旧号。

对于不愿参与叛乱、拒绝到会盟的左翼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和右翼亲王察罕丹津等，罗卜藏丹津采取了强硬手段，先后派兵前往袭击，试图通过武力胁迫他们加入叛乱。这一系列行动迅速在青海地区掀起了叛乱的浪潮，烽烟四起，局势迅速恶化。

四、击溃诸台吉

罗卜藏丹津自封达赖洪台吉后，其野心膨胀至极致，不仅试图重振和硕特部，更欲凌驾于青海蒙古各部之上。亲王察罕丹津等部因不满其独断专行，纷纷与之分道扬镳，青海蒙古内部因此再次陷入内讧的深渊。

罗卜藏丹津凭借一时的势力和野心，率兵向四方扩张，其势力迅速蔓延至河州（今临夏）及西宁附近，甚至远达河东地区。叛军的猛烈攻势让许多蒙古王公措手不及，其中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首当其冲，面对叛军的凌厉攻势，他虽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部众四散奔逃。无奈之下，他只能携妻儿及少数残部逃往西宁，向清朝紧急求援。

与此同时，察罕丹津也在与罗卜藏丹津叛军的交战中逐渐处于劣势。尽管他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叛军的强大攻势。在确认无法继续坚守后，他果断带领妻子及亲信一百余人撤退至河州（今甘肃临夏），随后又历经艰险，突围至兰州，以求得暂时的安全。

在这场内讧中，那些拒绝参与叛乱的和硕特蒙古王公同样未能幸免。他们或因实力不济，或因罗卜藏丹津的残酷镇压，纷纷被叛军击溃，青海蒙古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

五、乱火蔓延

在青海地区，黄教（喇嘛教）的深厚根基使得寺庙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塔尔寺与郭隆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影响力远超宗教范畴，深入民心。当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之火蔓延至这片土地时，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们汗，这位兼具部落贵族与宗教领袖双重身份的人物，竟也投身其中，这无疑为叛军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