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接受了叛军的投降，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将缴获的物资如牛羊驼马、粮草种子等全部发放给了当地的牧民，鼓励他们安心从事生产和放牧，不再参与叛乱活动。对于抓获的小部落首领如络力旦达儿等十六人，岳钟琪则责成庄浪卫同知王廷松妥善安置。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岳钟琪向朝廷报告了此次行动的胜利，并提出了将庄浪卫改设为平番县的建议。雍正帝对此非常满意，下旨授予岳钟琪兼任甘肃巡抚的职务，并负责督办甘肃、青海两地的军务政要。

五、招忌被贬

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的官职进一步得到提升，被雍正帝任命为兼甘肃巡抚。同年四月，年羹尧因涉及多项罪名被解除了兵权，并最终在天牢中被赐死。岳钟琪则上缴了奋威将军的印绶，并在年羹尧离职后署任川陕总督，负责保护和管理川陕地区的所有军队。随后，岳钟琪正式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手握川陕甘三省的兵权，并被封为三等公爵，成为了当时清朝一位重要的军事和行政官员。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岳钟琪也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政治风波。雍正五年（1727年），居住在四川的一名湖广人卢宗汉散布谣言，声称岳钟琪将会利用川陕的军队发动叛乱。面对这一指控，岳钟琪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雍正帝对此非常重视，命令巡抚黄炳和提督黄廷桂严格审讯此案，同时对岳钟琪进行了安抚。经过调查，最终发现这些谣言是由卢宗汉制造的，他因此被判死刑。

紧接着，在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靖州的一名秀才曾静派遣他的学生张熙给岳钟琪送去了一封信。信中不仅对雍正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引用岳飞抗金的历史事迹，试图激励岳钟琪掉转枪头，反对满人，为宋、明两朝复仇。面对这样的诱惑，岳钟琪并没有动摇，反而假装同意，从张熙口中套出了更多的情报，并将曾静和张熙二人抓捕，从而揭开了吕留良案的序幕。

吕留良案是一起涉及文字狱的重大案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朝廷的批评。岳钟琪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赞扬，称赞其忠心耿耿，并继续委以重任。然而，就在同年，道士李不器再次散布关于岳钟琪密谋反叛的谣言。

这些针对岳钟琪的谣言非常荒谬，甚至有人声称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代，有意为宋、金之间的历史恩怨报仇。雍正帝对此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些指控的荒谬性。岳钟琪为了澄清自己的名誉，极力为自己辩护，并最终使得这些诬告得以澄清。尽管如此，这些事件还是对岳钟琪的仕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科尔沁和喀尔喀草原的紧急军情促使雍正帝迅速作出反应，他任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蒙旗兵组成北路大军；同时，岳钟琪被授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兵组成西路大军。同年六月，朝廷派遣吏部侍郎查郎阿和刑部侍郎常赍携带宁远大将军的印信以及雍正帝特授的兵、吏两部黄带到陕西，在西安东郊举行隆重的拜授仪式，正式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岳钟琪下令西路大军各部从陕西、四川、甘肃三地出发，取道河西，在巴里坤集结。出征前，雍正帝特地下旨让岳钟琪的长子岳濬（时任山东巡抚）从济南赶来陕西，代表他送岳钟琪出征。

西路十六万大军全部集结于巴里坤。远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大举进兵的消息后，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另一方面派遣使节进京，表示愿意交出朝廷钦犯罗卜藏丹津，请求罢兵议和。雍正帝见状，便下诏命西北两路大军暂缓进兵，并召两路大军主帅进京商议军务。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主帅离营返京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二万人马突袭清军西路科舍图卡伦马厂大营。清军西路科舍图马厂大营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军需仓库，这里储存了大量的驼马、粮草、辎重。由于事出突然，清军毫无防备，被劫走了大量物资。清军奋力追击，与敌军激战七昼夜，终于击溃叛军，夺回部分物资，但损失惨重。

岳钟琪赶到前线帅营时已经是雍正九年（1731年）的二月。他对护理大将军印的纪成斌的行为感到愤怒，并誓言要与噶尔丹策零决一死战。岳钟琪得到情报，称噶尔丹策零率兵十万准备攻打吐鲁番，并且敌军前头部队正向阿岔山移动。岳钟琪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便命樊廷、冶大雄、张元佐、马会伯等将官率部速赴吐鲁番一带迎敌，自己则亲率中军主力从巴尔库尔移营穆垒，准备决战。

然而，当樊廷等部赶到吐鲁番时，并未遇到噶尔丹策零的主力部队，只与小股叛军交锋。噶尔丹策零意识到西路清兵乃为甘、川、青汉军主力，战斗力强，于是将主力精锐布置在北路清军的必经之路——博克托克岭和通呼尔哈诺尔一带。五月，噶尔丹策零派台吉哈苏尔海丹诈降于北路清军大营，诱使北路清军主力近六万人进入博克托克岭峡谷，遭重兵包围伏击。经过十数日激战，清军以惨重代价冲出峡谷，且战且退至和通呼尔哈诺尔，又被噶尔丹策零围追堵截。战斗异常惨烈，清军几乎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驻守吐鲁番的西路清军面临酷暑、粮草短缺等问题，军心不稳。岳钟琪派兵往吐鲁番运送粮草给养，途中遭到噶尔丹策零部抢劫，损失严重。吐鲁番屡遭叛军骚扰，纪成斌防守的瘦集、张元佐驻防的无克克岭接连被攻破。雍正帝得知后，非常不满，下令将纪成斌斩首示军，张元佐降职留用。

当北路清军与噶尔丹策零激战时，岳钟琪施以“围魏救赵”之计，率西路主力迅速越穆垒过阿察，兵抵额尔穆克河，分三路向乌鲁木齐城下进攻，意在分散噶尔丹策零主力，减轻北路清军的压力。沿途将士奋勇作战，攻取敌寨多处，歼敌甚众。当大军攻进乌鲁木齐时，守城叛军闻风而逃，西路清军占领了新疆首府。

雍正帝对此表示赞赏，并下谕表扬岳钟琪“此次领兵袭击贼众，进退迟速，俱合时宜”。

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噶尔丹策零率领七千人马偷袭哈密，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岳钟琪迅速作出反应，派遣总兵曹让等将士在二堡迎击敌人，同时派副将军石云倬等将官赶赴南山口、梯子泉一带设伏，意图切断敌人的退路。

准噶尔部的七千人马在攻打哈密时主要目的是焚烧粮草、抢夺驼马辎重。尽管曹让部成功击退了敌人，但由于石云倬部未能及时赶到指定位置，导致准噶尔军在撤退时并未受到有效的追击，成功带走了大量物资。石云倬在发现准噶尔军已经撤离后，选择了不追击，使得叛军得以安然撤退。

这一事件迅速传到了雍正帝那里，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治石云倬、曹让斩首示军，并严厉指责岳钟琪“攻敌不速，用人不当”。岳钟琪接连受到雍正帝的严厉责备，明显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军机大臣鄂尔泰借此机会上奏弹劾岳钟琪，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弹劾，命令将岳钟琪的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封衔削去，降为三等侯，但仍保留了大将军印。

然而，不久之后，雍正帝又下旨召岳钟琪离疆返京“商办军务”，由副将军张广泗代理宁远大将军印。岳钟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京城，而此时张广泗也上奏弹劾岳钟琪。在鄂尔泰和张广泗的联手弹劾下，雍正帝于同年十月下诏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岳钟琪被捕入狱后，等待兵部的判决，这一等就是整整两年。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兵部的判决才最终下达，判决结果竟是“斩决”。这一严厉的判决震惊了许多人，但雍正帝在收到兵部的议奏折子后，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岳钟琪过去在平定西藏和青海叛乱中的巨大贡献，最终决定将“斩决”改为“斩监候”，并罚银七十万两。

六、应召复出

乾隆年间，岳钟琪这位历经沧桑的将领，在沉寂多年后，因大金川叛乱再次被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央。乾隆二年，岳钟琪因故被贬为庶人，归隐成都百花潭，过上了淡泊名利的生活。然而，命运并未彻底遗忘这位曾经的沙场宿将。十三年后，大金川的烽火再起，清军久攻不下，乾隆帝毅然决定起用岳钟琪，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平息叛乱。

六十二岁的岳钟琪临危受命，迅速赶赴金川前线。面对复杂的战场形势，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冷静的判断力。在党坝，他敏锐地察觉到清军战术上的失误，并勇敢地质疑上级的决策，最终通过密奏揭露了清军内部的奸细问题，赢得了乾隆帝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接管了金川的军事指挥权。

接管军权后，岳钟琪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奸细，重组军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利用地形优势，采取分兵合击、水陆并进的战术，对叛军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在康八达的战役中，他更是巧施妙计，以假乱真，诱敌深入，最终一举攻克了叛军的重要据点，为平定大金川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的胜利之外，岳钟琪还巧妙地运用了政治手段。他深知莎罗奔与自己有着旧交，且对其有恩，因此决定亲自渡河前往勒乌围，以诚意和威望招降莎罗奔。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也体现了他对边疆民族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最终，莎罗奔等人在岳钟琪的感召下，决定归顺朝廷，大金川之乱得以平息。

战后，乾隆帝对岳钟琪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丰厚的奖赏。他不仅恢复了岳钟琪的爵位和荣誉，还将其子提拔为御前侍卫，并免除了其因西征获罪而被追赔的巨额白银。

七、保障西南

乾隆十四年末至十七年间，西南边疆再次面临动荡，乾隆帝果断决策，派遣重臣稳定局势。面对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叛乱倾向，乾隆帝未雨绸缪，秘密命令策楞与岳钟琪率部进驻打箭炉，以备不时之需。次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英勇地铲除了已显露叛意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却不幸遭其党羽反噬，壮烈牺牲。这一突发事件加剧了西藏局势的紧张，也凸显了岳钟琪等将领的重要性。

六十四岁高龄的岳钟琪，不顾年迈与足疾缠身，毅然领命再赴康定，亲自驻守打箭炉，成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关键人物。同时，策楞率精锐入藏，迅速处理善后事宜，有效遏制了叛乱的蔓延。岳钟琪的忠诚与果敢，不仅赢得了乾隆帝的赞赏，也为其家族带来了转机，其子岳濬因此得以赦免。

紧接着，杂谷土司苍旺的叛乱又给西南边疆带来了新的挑战。岳钟琪虽身患重病，但心系国家安危，毅然抱病出征，采取突袭与智谋并用的策略，迅速平息了叛乱。为巩固胜利成果，他提议并实施了部分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设立理番直隶厅，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地区的土司制度，体现了灵活务实的治理策略。这一系列举措，在四川总督黄廷桂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实施，为西南边疆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岳钟琪也因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

八、晚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庆地区爆发了由陈琨领导的会党叛乱。这场叛乱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动荡。此时，岳钟琪已经年近七旬，且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身体状况不佳。然而，面对国家的召唤，岳钟琪毅然带病出征，肩负起了平叛的重任。

岳钟琪率领清军进入大巴山地区，对叛军展开了追击。在一系列战斗中，岳钟琪指挥有方，成功击败了叛军，并最终擒获了叛乱头目陈琨等人。然而，长期的征战和劳累使得岳钟琪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回师途中，岳钟琪的病情日益加重，最终于同年三月初十（1754年4月2日）在资州（今四川资阳）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岳钟琪的逝世消息传到京城，乾隆帝深感悲痛。乾隆帝高度评价了岳钟琪多年来的贡献，称其“宣力有年，劳绩懋着”，并对岳钟琪在此次平叛行动中带病奋战的精神表示赞赏。乾隆帝对岳钟琪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下令免除岳钟琪因先前西征获罪而被追赔的部分款项，将岳钟琪之子岳濬在巡抚任内应追赔的四千九百余两欠银免予追缴，并将已经抵交的家产退还给岳钟琪的家属。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赐予岳钟琪祭葬，并赐谥号“襄勤”。

乾隆帝对岳钟琪的褒扬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补偿，还体现在精神上的认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朝廷将岳钟琪的牌位迁入贤良祠进行奉祀，这是对岳钟琪一生功绩的最高肯定。

九、结语

岳钟琪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身历三朝，战功显赫，在平定青海叛乱、逐准安藏及讨平大小金川的过程中屡建大功，被乾隆帝誉为“三朝武臣巨擘”。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不仅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史称“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这既是对岳钟琪个人能力的极高赞誉，也是对他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