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刘于义的早期经历充满了才子成长的典型元素，从他出生的背景到步入仕途的过程都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学问和德行的重视。刘于义出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彼时的清朝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为刘于义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于义出生在江苏武进，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刘于义，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熏陶。他勤奋好学，尤其在经史子集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刘于义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为进士。在当时，能够中进士意味着个人才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仕途。中举之后，刘于义被选为庶吉士，这是清廷培养年轻有为官员的一种方式。庶吉士们会在翰林院进行深造，接受更为专业的训练，以便将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朝廷。

在翰林院期间，刘于义表现出了超群的才华。他撰写的各种文稿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内容深刻，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些作品反映了刘于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为他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雍正元年（1723年），刘于义的仕途开始加速上升。这一年，他被选入南书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南书房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核心场所之一。起初，刘于义担任中允之职，这是一项重要的顾问角色，意味着他已经开始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与决策。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侍讲学士，这一职务不仅要求具备深厚的学问，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演讲能力和教育才能。

在担任侍讲学士的同时，刘于义还被委以山西学政的重任。作为学政，他需要负责整个山西省的教育管理工作，包括选拔人才、监督学校运行以及推动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等。

二、体恤百姓

刘于义在山西任职期间，面对的是一个粮食短缺、民生困苦的社会现实。当时的山西，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家庭面临食物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对于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官员，刘于义在深入了解了山西的情况后，意识到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在经过一番思考和调查研究之后，刘于义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建议：利用政府的部分财政盈余——即所谓的“耗羡”，来设立一项专门的粮食储备计划。具体来说，他建议每年从 耗 羡 中拨出四万两白银，用于在太原、平阳、潞安、大同四个主要城市购买粮食，并将其存入官仓。

这项计划的核心在于，当春季到来，农民尚未收获新的作物，而旧粮又已消耗殆尽的时候，官府可以将储存的粮食以平价出售给急需粮食的家庭。这样一来，既可以帮助民众度过难关，又能避免市场上粮食价格因需求激增而暴涨，从而保护了广大贫苦百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到了秋季收获季节，官府再以合理的价格购入粮食补充库存，确保这一计划能够持续有效地运作下去。

刘于义的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皇帝随即指示时任山西巡抚伊都立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执行。这一措施实施后，大大减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提高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这也表明了刘于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官员，更是一位关注民生疾苦、勇于担当的好官。

三、无私执法

刘于义在出任仓场侍郎期间，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贪腐和营私舞弊的环境。当时，仓库的官吏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即使用劣质的粮食替换优质的粮食，然后将优质粮食私自卖出牟利。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财产，还直接导致了粮食市场的混乱，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

作为仓场侍郎，刘于义深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首先从自身做起，坚持清正廉洁的原则，拒绝任何贿赂或利益输送。接着，刘于义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来整顿仓场的风气。他加强了对粮食出入库的监控，亲自参与检查工作，确保每一笔粮食的进出都有明确的记录。此外，他还实行了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对剩余粮食的数量进行核实，以此来防止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交易。

通过这些措施，刘于义成功地遏制了仓库内部的腐败现象，恢复了仓库正常的运营秩序。他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后来的官员树立了榜样。刘于义的这一行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忠诚。

在雍正八年（1730年），刘于义调任吏部侍郎，此时他的责任更大，需要处理更多涉及人事任免和官员考核的工作。同年，他受命与侍郎牧可登一同前往山东，对当地的赈灾情况进行检查。山东地区当时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灾工作。刘于义一行人的任务便是确保这些资源能够真正落实到位，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到达山东后，刘于义并没有满足于表面的视察，而是深入灾区，细致地检查每一个环节。他与山东按察使唐绥祖合作，共同调查赈灾工作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济南知府金允彝和邹平县知县袁舜裔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后者在赈灾资金使用上存在明显的亏空问题，而前者则涉嫌包庇。

四、善于治河

刘于义被任命为直隶河道总督的时间是在雍正九年（1731年），这是对他行政才能和专业技能的一大认可。在直隶河道总督任上，刘于义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有效管理和治理北运河，以确保这条重要的水道能够顺畅运行，支持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北运河作为连接北京与天津的重要水路，承担着运输漕粮等物资的重要职责。然而，随着漕运规模的扩大，通漕的费用也随之增加，这对国家财政构成了不小的负担。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刘于义提出了一项创新性的建议：将漕米暂时存放在天津，而不是继续运往北京。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还能减少因长距离运输而产生的损耗。同时，他还提议给地方官员留下漕米的百分之一作为日常开支，这样既能保证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又能有效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

除了在漕运政策上的改革外，刘于义还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他多次亲赴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工程的监督和指导。在一次现场勘查中，面对侍郎何国宗提出的修建鸡心闸口十四座以阻拦河水的建议，刘于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建设这些闸口可能会阻碍水流，反而不利于河道的通畅。因此，他主张应该扩展坝面，使得河水能够自由流通，而不至于造成阻塞。

刘于义的这一治河思路体现了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对水利工程的专业判断。他的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认可和支持，并最终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北运河的通航条件，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还增强了河道系统的防洪能力，对于保障周边地区的安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