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曾国荃出生于1824年10月12日，正值清朝道光年间，他的出生地是湖南湘乡白杨坪，即今天的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曾氏家族在迁居至湘乡之前，祖籍为衡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在当地逐渐扎根并发展起来。作为家中的第四子，曾国荃比其长兄曾国藩小了十三岁，但在家族中他排行第九，因此常被称为“九弟”。这一称呼不仅体现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成为了后世认识这位历史人物时的一个独特标识。

曾国荃的成长经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影响，这与他的哥哥曾国藩有着直接关系。1840年底，当曾国荃十六岁时，他随父亲曾麟书前往京师（今北京），居住于曾国藩租下的棉花六条胡同北侧的一处住宅内。这次旅行对于年轻的曾国荃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当时的文化氛围。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之后，在1841年的闰三月，曾麟书因故返回湖南老家，而曾国荃则选择留在京城继续学习。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亲自担任弟弟的老师，传授知识和智慧，这对曾国荃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1842年，曾国荃决定离开京城回到原籍。临别之际，曾国藩特地送行至芦沟桥，并赠送了一首诗给弟弟：“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首诗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期望。其中，“辰君”指的是生于庚辰年的曾国潢，“午君”则是指壬午年生的曾国华，而“老沅”自然就是对曾国荃本人的亲切称呼。通过这样的诗句，曾国藩表达了对自己几位兄弟才华的认可，尤其是对曾国荃寄予厚望，认为他在众多兄弟之中尤为杰出

二、创建吉字营

曾国荃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个性，据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这预示着他未来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847年，曾国荃在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显示了其卓越的学术能力。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他又被录取为贡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才智和努力。

同年，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清廷急需加强地方防御力量。于是，曾国藩奉命在湖南组织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在此期间，曾国荃积极参与其中，不仅跟随兄长左右，还提出了“治兵三十二策”来帮助改进军队管理及战术运用。据说有一次当新招募的士兵与正规军发生冲突时，曾国藩感叹道：“如果能采用我弟弟提出的全部策略，情况就不会如此糟糕。”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对曾国荃才能的认可。

1855年秋，曾国荃顺利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并与两位兄长——曾国潢、曾国华一起，在家乡继续开展团练活动。然而好景不长，次年准备赴京参加更高层次的会试时却因战事阻隔未能成行。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荃没有放弃，而是选择报捐同知衔，以便能够在非常时期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势力达到顶峰之际，江西大部分地区已被其控制。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不利，甚至一度被困于南昌周边的小片区域之内，形势十分危急。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国荃深感焦虑，决心要前往救援。恰逢吉安知府黄冕正寻求有效的防剿策略，两人商议之下决定共同行动。曾国荃表示愿意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参与战斗，并向黄冕保证只要后者能够负责后勤补给，自己就能独立指挥一支军队去解救哥哥所在的困境。

随后，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支持下，曾国荃得以招募约3000名士兵，加上周凤山所部共计6000余人，组成了一支名为“吉字营”的新军。这支队伍主要任务是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吉安城，从而开辟一条通往南昌的道路。由此，“吉字营”成为了曾国荃正式领军对抗太平军的开端。

三、湘军嫡系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荃因父亲去世而返回家乡处理丧事。这期间，原本由周凤山指挥的部队遭遇了太平军的重创，士气低落，局势变得十分不利。鉴于此情况，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抚耆龄的支持下，曾国荃被重新启用，以期扭转战局。临行前，曾国藩对弟弟进行了详尽的指导，不仅强调了团结军队、与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还传授了具体的作战策略。这些教导对于曾国荃后续的军事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回到前线后，曾国荃迅速采取行动，加强了对吉安城的包围，并在吉水三曲滩成功击败了前来救援的石达开部太平军。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吉字营”的士气，同时也为最终攻克吉安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初，由于其卓越表现，曾国荃被提升为同知，并获赐顶戴花翎作为嘉奖。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晋升至知府级别，并加授道员衔。同年八月，曾国荃发起了针对吉安城的一次大规模攻势，通过水陆两路同时进攻的方式，迫使守城的太平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撤离。随着吉安的收复，太平军在江西境内的主要据点几乎全部丢失，这对整个反叛力量构成了沉重打击。

然而，就在曾国荃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的同时，湘军内部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三河镇之战中，包括李续宾在内的多位将领及其所率领的大批士兵被太平军彻底消灭，其中还包括曾国荃的兄长曾国华。这场惨败给曾国藩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也促使曾国荃暂时离开了前线，将从战场上获得的部分财物运回家乡。直到1859年四月，他才带着新招募的士兵回到了曾国藩位于抚州的大本营。此时，“吉字营”虽然保留了部分老战士，但主体已经变成了全新的队伍。更重要的是，该部队自此完全脱离了湖南巡抚的直接控制，成为曾国藩个人麾下的核心力量之一。

四、围观安庆

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蔓延，安庆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共同策划了一场针对安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旨在夺回这座被太平军占领的重要城市。根据计划，由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将从宿松、石牌方向向安庆推进，但这一行动很快遇到了挑战：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领一支庞大的援军前来救援太湖地区，使得集中兵力对付这支援军成为了湘军的首要任务。

在选择前线统一指挥官时，胡林翼倾向于其麾下的满族将领多隆阿，然而考虑到曾氏兄弟可能对此有异议，胡林翼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多次商议。尽管曾国荃和多隆阿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曾国荃最终表示愿意服从多隆阿的指挥，并称赞其“忠勇绝伦”，展现了团结一致的决心。这一表态得到了胡林翼的高度赞赏，随后他正式上奏请求任命多隆阿为总指挥。不过，曾国荃和他的哥哥们始终将目光放在夺取安庆城本身上，希望获得这场战役的关键胜利。

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亲自率军移师至安庆集贤关，准备直接参与对城市的围攻。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负责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援助尝试。自咸丰八年清军江南大营崩溃以来，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几乎完全落在了湘军身上，而曾国藩也被授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面对太平军发起的第二次西征所带来的严峻局势，曾国藩一度被困于祁门，处境极为危险；同时，湖北地区的形势也十分紧张，迫使胡林翼考虑撤除对安庆的包围以支援后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荃及其兄长坚决主张坚守阵地，认为安庆之战不仅关乎家族命运，更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曾国荃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与毅力，他不顾一切代价守卫着安庆周围的防御工事。尽管陈玉成领导下的太平军数次试图突破封锁线，甚至导致其精锐部队刘跄琳部全军覆没，但最终未能成功解救安庆。随着时间推移，城内的物资供应逐渐枯竭，给守城者带来了巨大压力。此时，曾国荃抓住机会，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包括挖掘地道并使用炸药攻击城墙，同时还增设新的壕沟来增强防御体系。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记载，在一次特别惨烈的交锋中，太平军士兵手持稻草试图填平湘军设置的壕沟，但遭到猛烈炮火打击，伤亡惨重。即便如此，他们仍前赴后继地发起进攻，直至弹尽粮绝。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终于通过爆破手段摧毁了安庆北门部分城墙，从而打开了通往城内的通道。由于长期饥饿和疲惫不堪，城内太平军已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及大约一万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难。

不幸的是，随着安庆落入湘军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破坏与掠夺行为。曾国荃纵容手下士兵肆意烧杀抢掠，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后统计显示，“男子髫龀以上皆死”，大量妇女被俘虏，整个城市几乎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安庆的失陷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不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为日后进一步攻打首都铺平了道路。

因在这场战役中的突出贡献，曾国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评价，获赐布政使衔、按察使记名等荣誉，并被授予“伟勇巴图鲁”的称号以及头品顶戴。此后不久，他还接连攻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等地，进一步巩固了湘军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按察使，并很快升任江苏布政使。当时，上海方面因受到太平军威胁而请求援助，曾国藩原本计划派遣曾国荃作为援沪主帅，但曾国荃却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获得更大的功勋。他认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会受制于他人指挥，不利于自己发挥才能，因此他以“愿任其难”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五月初，在清军尚未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之前，曾国荃便率领部队迅速推进，接连攻克了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秣陵关等地，并与彭玉麟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会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