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同年八月，清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后来着名的福州船政局。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然而，就在计划即将实施之际，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被调往陕甘担任总督。临行前，他力荐正在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事务，并亲自前往宫巷拜访沈葆桢，希望他能出山主持大局。尽管左宗棠两次探望，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为由婉拒。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最终还是决定任命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全权负责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和运营。此时正值洋务运动兴起时期，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造船厂尚未开工便离开了，因此沈葆桢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进各项工作。他首先建立了船坞和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培养未来的造船技术人才。在他的领导下，福州船政局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建造了20艘船舰，分布于各重要海港，显着增强了中国的海上防御能力。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沈葆桢又创办了艺圃，学制为五年，专门培养监工和技术管理人才，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

沈葆桢在船政方面的卓越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发动了侵台战争。面对这一危机，清廷决定派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事务，并兼任处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沈葆桢抵达台湾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当地的防御力量，同时积极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最终成功促使日军撤退。

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台湾事务的过程中，沈葆桢展现出了远见卓识，提出了多项促进地方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解除内地渡台禁令，允许更多民众迁徙至台湾定居；在台北设立府衙，加强对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条件；鼓励开采煤矿等自然资源，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升了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抵御外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台湾地区，先后遭受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入侵威胁，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的侵略行为尤为突出。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表现出极强的侵略性，并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中国，尤其是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两艘琉球贡船因风暴漂至台湾，船上54人被当地居民杀害，另有12人幸存并获救。这一事件为日本提供了出兵台湾的借口。当时，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征韩论”引发的政治危机促使政府寻求外部战争来转移内部压力。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目标直指牡丹社和高士佛两社。经过一系列战斗，日军占领了石门、牡丹社等地，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准备长期占据台湾。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侵台行动并不知情，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才得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政府向日本发出照会进行诘责，并于十四日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赋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率军前往台湾。

沈葆桢抵达台湾后，一方面积极与日本交涉，要求其撤军；另一方面迅速加强全岛防务。他在台南府城和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和厦门之间铺设海底电线，以加强通信联络；增调淮军精锐部队入台布防；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遣官员招抚各处“番社”。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的防御能力，形成了有力的抵抗态势，迫使日军不得不考虑外交解决途径。

与此同时，台南南部爆发恶性疟疾，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每日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九月，日本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同顾问李仙得到达北京，与清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尽管日本坚称台湾是“无主野蛮之地”，但最终在英、美、法三国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又称《北京专约》），清政府同意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抚恤”及修路建屋费用。条约还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日本则于同年十二月一日撤出了台湾。

这次事件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严重的主权挑战，也暴露出海防力量的薄弱。为了应对未来的威胁，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建设正式走上轨道。

此外，这次事件还促使清政府重新审视其治理台湾的政策。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然而，外国的侵略使官员们认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将其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以及“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等人多次奏请加强对台湾的防御，并指出经营台湾关系到整个海防大局。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实施了一系列开发措施，包括解除内地渡台禁令、设立台北府、修建道路、鼓励开采煤矿等资源

六、晚年

光绪元年，沈葆桢在撤军内渡后，被召入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肩负起督办南洋海防的重任。他不仅致力于扩充南洋水师，还积极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推动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沈葆桢晚年派遣船政学堂的优秀学生赴英法留学，这一举措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严复、詹天佑等杰出人物，正是在这一时期走出国门，深造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在科技、教育、工程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沈葆桢的这一远见卓识，不仅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精神财富。光绪五年，沈葆桢在江宁任上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