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优则仕

翁同龢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其家族在明朝万历年间就以科举入仕，但在翁同龢的高祖、曾祖时期一度没落。到了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时，家族再度崛起，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更是考中进士并在北京任职。翁同龢于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此时翁心存担任翰林院侍讲。

翁同龢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三岁起，他就跟随母亲及兄姐学习四书五经中的四子书。特别是他的大姐翁寿珠，在他的早期启蒙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六岁，翁同龢进入表伯朱启宇的私塾学习，进一步接触四书五经。不幸的是，朱启宇在1837年冬天去世，次年正月，翁同龢转至李惺园的私塾继续学业。

1839年，翁同龢参加了常熟县试，顺利考入了常熟游文书院。同年，翁心存为了孝养年迈的母亲张太夫人而辞去官职，回到家中担任游文书院的掌院。因此，翁同龢得以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深造，学习了《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经典着作，并接受了父亲讲解的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南明瞿式耜的诗文。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翁同龢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显着进步，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得到了提升。他的父亲还请来了李元瑛教授他诗歌创作。与此同时，翁同龢在父亲的书斋“知止斋”里广泛涉猎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类书籍。这一时期正值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入侵长江下游地区，翁同龢一家为了躲避战火，曾短暂地移居到苏州和常熟郊外的卫家浜。

1845年，翁同龢赴苏州参加府试和院试，成功考中秀才，并升入苏州紫阳书院继续深造。两年后，他完成了书院的学业，并在1847年九月参加了拔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然而，当他在1849年四月随父亲重返京城，并于同年与太常寺少卿汤修之女汤松完婚后，返回江宁参加江南乡试时却未能如愿上榜。不过，他在1850年七月参加礼部贡试，并在朝考中获得了一等第五名的成绩，随后在复试中夺魁，被任命为小京官，分配到刑部江西司工作，并参与实录馆的详校工作。

1852年九月，翁同龢参加了顺天乡试，成功中举。然而，在1853年的会试中未能及第。同年，他在户部捐款以获得额外主事的身份，并继续留在刑部江西司工作。终于，在1856年四月，翁同龢再次参加顺天会试，取得了第六十三名的成绩，并在复试中位列一等第二名。在殿试中，翁同龢脱颖而出，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这一年，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也被晋升为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父子二人同朝为官。

二、宦海沉浮

咸丰八年（1858年），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之后又擢升为陕西学政。然而，由于健康原因，他请求离职回京休养。咸丰十年（1860年），面对英法联军的侵扰，翁同龢与父亲一同避难，并参与当地的防御事务。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翁同龢又被任命为文渊阁校理，并在同治帝即位后，逐步升迁，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包括顺天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等。

在这段时间里，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因为处理地方事务不当而遭到严惩，翁同龢为了营救兄长，不惜奔波求援。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去世，他也因此离职守孝。经过一番努力，翁同书最终得以免除死刑，改为流放新疆。翁同龢在服丧期满后重返政坛，并继续升迁，最终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翁同龢与其他官员一起上书，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次年，同治帝病逝，慈禧太后决定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即后来的光绪帝。翁同龢参与了拟定新帝即位的诏书，并协助处理同治帝的丧葬事宜。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代理刑部右侍郎，负责复查杨乃武冤案。在他的坚持下，案件得以重新审理，并最终平反。此后，他被任命为光绪帝的师傅，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教育生涯。翁同龢不仅在教育上倾尽心血，同时也在政务上积极参与。他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并在光绪四年（1878年）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后又担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翁同龢开始涉足外交事务。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日琉球问题上，他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强调必须做好 战 备。光绪八年（1882年），翁同龢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虽然他多次请辞，但未能如愿。在中法越南交涉中，他提出了一些策略性建议，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这些提议并未被采纳。

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政潮爆发，翁同龢虽被革职留任，退出了军机处，但仍然担任光绪帝的师傅，并在慈禧太后的五十寿辰后恢复了原来的官职。次年，他被调任户部尚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退出政坛为止。在此期间，翁同龢不仅负责财政事务，还经常向光绪帝提供政治建议，并试图在宫廷内部寻求平衡，以维护朝廷稳定。

四、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筹备庆典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清朝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翁同龢不得不面对内务府频繁索款的压力。他感到十分为难，甚至产生了辞职的想法，但考虑到对光绪帝的忠诚与责任，最终选择了继续留任。

同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日本趁机也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六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匡建议光绪帝召集资深大臣商讨对策，翁同龢被选为其中之一，与李鸿章及其他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一起会商朝鲜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翁同龢主张强硬立场，认为应该尽快筹备战争，以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他建议调动东北和旅顺的兵力前往朝鲜，对抗日本军队。六月二十日，李鸿章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从中调停，翁同龢则代拟电旨，指示李鸿章不应完全依赖俄国。他还推荐了刘永福、杨岐珍前往台湾戍守，并要求袁世凯前来京城报告朝鲜情况，这些提议均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日正式宣战。然而，清军在平壤之战中遭受惨败。翁同龢在军机会议上与李鸿藻激烈争论，指责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光绪帝对其进行处罚。光绪帝最终听取了翁同龢的意见，剥夺了李鸿章的部分荣誉。

在后续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中，翁同龢继续坚持强硬立场。他主张加强前线作战力量，并提出向湖南巡抚吴大澄征召湘军赴前线作战，同时建议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单独召见他，命令他前往天津传达旨意，要求李鸿章与俄国继续协商。翁同龢在天津严厉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并传达了慈禧太后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