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还提出了匠户对逃亡的担忧，这其实和卫所军户逃亡属于一个性质。

卫所制已经烂透了，崇祯没有卫所军也能打胜仗，所以影响不大，而匠户逃亡对大明的手工业却有重大打击。

每年因匠户逃亡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无法估量，而且最主要的，这还会造成手工业的衰落。

对此，崇祯皇帝下旨决定。

首先要改善轮班匠户的作息问题，让他们得到更充分的休息，才能有效减少匠户的逃亡和藏匿。

如今的各地匠户来京轮班，分三年一班，五年一班，两年一班及一年一班，对于各地匠户来说，未免太过繁重。

实际上，类似改变班次的问题，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被人提出。

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时有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适当分析。

“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崇祯皇帝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复议，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崇祯皇帝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相当于极大减轻了全国轮班匠户的负担，工作量也缩减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由得到释放。

但很快，崇祯皇帝又下发了严格的禁令。

“自崇祯二十一年起，各地匠户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者，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

“三次以上者，责令充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

在这期间，厂卫系统也开始对全国已有匠籍的匠户，居住地及亲族老小进行审查编册。

各地星罗棋布的番子们要协助工部、内官监等有司衙门，查清那些隐瞒不报的匠户，将其重新编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瞒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责当地官司按名勾解，若为户绝者，亦从九族之列，别选他人充补。”

若当年有失班匠户，朝廷还将派出监察御史和锦衣卫下放失班省份，专查此事，对隐瞒不报或处置不力的官员，一概予以革职处分。

之前宽松不少的优免政策和轮班时得到的额外福利，令听见的匠户无不是拍手称快。

但紧接着，崇祯皇帝呼之欲出的杀伐之气，却令他们不寒而栗，本朝对匠户的管理，也是历朝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

当然，这次仅是对逃亡、失班匠户的惩处极其严厉，而非历朝以来对匠户的素不重视及苛刻，这在根子上不同。

决定好这一切后，崇祯皇帝又找来刘宗周，询问了已有的班匠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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