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奇案录(南瓜乌龟)_第335章碎片（2 / 2）_古今中外奇案录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70年7月，医院的精神专家为杨提交了释放申请，宣称他“已摆脱对毒品、暴力和恶作剧的迷恋。”1971年，已经23岁的杨，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九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座大门。他临走前，对护士说：“我在这待了九年，现在终于要走了，我打算待一年杀一个。”这当然是他的玩笑话，但足以让人脊背发凉。

重获自由的杨，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父亲弗雷德早已与他断绝关系，他只能投奔姐姐温妮芙。虽然温妮芙也曾被弟弟下过毒，但时隔多年，她已经原谅了杨。看到弟弟已经痊愈，她感到十分开心，于是把杨接到了自己和丈夫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没过多久，温妮芙就开始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不迭，她的生活再次陷入了提心吊胆的怪圈。原因无他，只因她发现弟弟杨又开始佩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纳粹袖标。

找到工作后的杨，搬进了旅馆的某个房间。没过多久，单位里一个名叫特雷沃的男子，在喝下杨殷勤递来的一杯红酒后，开始频繁请病假。这位曾经的足球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突然感到四肢像被冻僵般麻木，接着腹痛、头晕等症状接踵而至。尽管医生开了药，但特雷沃的疼痛并未减轻，足球场的绿茵从此与他无缘。

杨似乎并未因此收敛，他又与另一位同事成了朋友。然而，这位同事在经历了不堪的疼痛后，选择了自杀，成为了杨那“铊毒”下又一个未为人知的牺牲者。

1971年，杨摇身一变，在一家化工厂担任了仓库管理员。这家工厂主要生产溴碘化铊红外镜头，对于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接触毒物的绝佳机会。工厂老板虽知道杨有过精神病史，但对他的具体病情却是一无所知。在新的单位里，杨仿佛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乐于为同事们端茶倒水，然而在这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最先中招的是59岁的主管鲍勃·埃格勒和60岁的比格斯，他们与杨经常一同上下班。不久，两人便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头发也在几天内掉光。经过治疗，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重返岗位后，症状再次发作。埃格勒的情况尤为严重，他时常休克，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就在这时，一种流行病毒悄然肆虐，多名儿童感染。医生为埃格勒采用了同样的治疗方法，但病情却未见好转。最终，1971年7月7日，埃格勒在医院病逝，死因被诊断为肺炎。他就这样被火化，葬礼上，杨悲痛地说：“真没想到，埃格勒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都活了下来，最后却败给了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比格斯的情况也开始恶化。从头晕到昏厥，再到失明、皮疹、功能紊乱等并发症，他变得异常脆弱，甚至无法承受身上一条床单的重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后，12月19日，比格斯也离开了人世。

在那座看似平静的化工厂里，近百名员工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乏力、虚弱，纷纷请假或旷工。家属们焦急地询问，是不是工厂里的毒物泄露了？管理层急忙请来专家团队进行彻查，然而，在一圈又一圈的检测后，专家们却一脸困惑地表示：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但员工们的病情却像是被施了魔法般，始终不见好转。离职的人越来越多，家属们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专家组在工厂给家属们反馈情况时，一名员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急切地要求医生们详细介绍患者的情况，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员工与专家们沟通起来竟然毫无障碍——他掌握的病理知识，甚至可以与医生们一较高下。

在交谈中，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铊中毒的可能性？”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了锅。震惊的专家组们回到医院，开始深入研究起铊中毒的案例。

在对比格斯的尸体进行细致检查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死者的体内竟然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这种平日里极为罕见的剧毒金属，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侵入人体的呢？

12月21日晚上11:30，警方敲响了杨家的门。弗雷德打开门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转身指向了杨。姑姑维尼却一头雾水：“杨，你做了什么？”杨站起身，淡定地面对警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怎么样，你们要指控我杀害了哪一个啊？”

警察将杨带走后，弗雷德愤怒地找出家中关于儿子的所有出生证明和童年照片，一把撕得粉碎。在警局里，杨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得意地提起当年谋杀继母莫莉一案，称之为“完美的谋杀”。但无论警方如何追问，他都只是口头承认，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也不愿签署任何书面文件。

警方在杨的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几本看似普通的记事本。但翻开一看，里面却是一部“毒物百科全书”！他详细记录了何时何地、如何巧妙地下毒，谁将成为他的“试验品”，以及不同体质、不同毒量下受害者的各种症状。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还绘制了每位受害人中毒后的“身体地图”，甚至连他的动机都标得一清二楚——是想要对方的命，还是只是想让对方尝尝苦头。

杨坐在牢房里，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他知道，时隔多年，那些受害人的尸体都已经被火化，就像当年警方无法凭借莫莉的骨灰定罪一样，这次他们同样拿他没办法。

他轻松地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别急，我很快就会出来的。控方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这点恰恰是我最强大的护盾。”

不得不说，杨真的是个“计划通”。莫莉和埃格勒的骨灰早已随风飘散，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而唯一还留有尸骨的比格斯，到了法庭上，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他可以谎称曾经给比格斯一些铊金属用来灭虫，所以比格斯的中毒完全可能是自己误食。而家中的那些日记本，他更是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是自己正在创作的科幻小说，一切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

至于审讯时的口头认罪，杨更是早有准备。他可以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到严刑逼供，不得已才说出警方想要的答案。反正只要自己没有签字，那些话就只是一阵风，吹过就散了。

1972年7月19日，圣奥尔本斯皇家法院内，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即将拉开帷幕。法院门口，媒体记者们如潮水般涌来，长枪短炮、闪光灯此起彼伏，而站在他们镜头中心的，正是本案的嫌疑人——杨。面对这如狼似虎的媒体，杨始终保持着一张冷漠的脸，仿佛连一个微笑都吝啬给予。

当记者们争相为他拍照时，他竟提出要求：“把我拍得冷酷一些，越残忍越冷血越好。”一名在场的记者不禁感叹：“这家伙真是聪明绝顶，但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那眼神，简直能杀人于无形。”

庭审开始，杨站在被告席上，冷静而自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言辞滔滔不绝，仿佛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洗刷干净。就连他的辩护律师皮特·古德曼也忍不住摇头苦笑：“这家伙真是以自己是英国铊投毒第一人为荣，对他来说，这场审判不过是他向法官们展示自己化学造诣的舞台。”

然而，自信满满的杨却没想到，法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十年前继母的死因，如今在专家的精准检测下，终于在埃格勒的骨灰中找到了铊的痕迹。而死者比格斯的妻子也出庭作证，坚定地表示丈夫从未提起过家中有虫子，更不可能用剧毒品来灭虫。

控方在法庭上出示了杨的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犯罪过程。辩护团试图将这些内容解释为小说情节，但控方毫不留情地反驳：“这些叙述方式和字里行间，哪里像是科幻小说？分明就是他的犯罪日记！”他们当庭朗读了几段内容：

“d昨天惹恼了我，于是我便顺手送她上了西天。”

“那个货车司机真是太可怜了，让他受这种苦我于心不忍，但没办法，我已经决定了……”

面对检方接二连三的不利证据，杨依然死不认账，他坚称只要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那么他们就无法给他定罪。但法庭并不吃他这一套，在铁证如山的面前，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动机。

7月29日，法官庄严地宣布：“嫌疑人杨涉嫌两起谋杀、两起试图谋杀、两起蓄意下毒，判处四项终身监禁，附加两项5年有期徒刑。”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仿佛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而台下的记者们则纷纷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将这位英国铊投毒第一人的传奇故事传遍了整个世界。

在伦敦的各大报社里，关于杨的投毒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一场媒体狂欢。当民众得知杨在被捕前刚从精神病院康复出院，他们不禁开始嘀咕：“这世道怎么了？连这样的病人都能自由行走，还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人们纷纷摇头叹息，心想：“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些，是不是他这会儿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一系列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3年，英国内阁成员们或许也听到了民众的心声，他们决定修改法案，对那些出院的精神病人实施更严格的看管。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转眼到了1990年8月1日。帕克赫斯特监狱里传来消息，42岁的杨在狱中离世，据说是因为心脏病。但外面的传闻可不止这么简单，有人说是其他囚犯看他不顺眼，给他下了毒；也有人猜测，或许是杨自己厌倦了牢狱生活，选择了这条路来解脱。不过，有趣的是，他生前曾多次梦想在杜莎夫人蜡像馆拥有一座自己的蜡像，而这个梦想在他死后竟然实现了。

说起杨的投毒案，那可真是轰动全球。他的行为不仅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成了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1991年，美国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曾借鉴杨的“创意”，将铊用作导弹涂层，结果威力惊人。

1995年，一部名为《一个年轻投毒者的手册》的电影上映，这部根据杨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引发了全球关注。没想到，几年后，日本的一个16岁女孩竟然模仿电影情节，给自己的母亲下了毒。警方在女孩的房间内发现了重金属铊，并在她的博客里找到了病情日记。

在杨服刑期间，监狱里的囚犯们都对他敬而远之。毕竟，谁也不想成为他下一个目标。但总有不怕死的例外，比如那位名叫伊恩·布雷迪的囚犯。他因为5项谋杀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却和杨成了狱中的好友。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纳粹，甚至还一起探讨尼采主义。

在布雷迪的自传中，他深情地回忆了这位好友。他写道：“我和杨都是尼采主义的信徒，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是否与众不同？我是否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我该如何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于是，两人都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杀人。

布雷迪在书中还提到：“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铊毒分量，与杨的投毒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杨能看到这一幕，想必他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吧。”

四

1946年1月14日，哈罗德·希普曼呱呱坠地，降临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他就像个行走的“小天才”，聪明又自信。然而，就在他17岁那年，生活给他来了个急转弯。那一年，他43岁的母亲维拉，被肺癌这个恶魔夺走了生命。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里，希普曼第一次感受到了医生的力量——他亲眼看到医生是如何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用一次次吗啡的注射，为她减轻痛苦。

母亲的离世，像一颗种子，在希普曼心中生根发芽。他立志要学医，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海洛因和吗啡的另一面——它们能杀人。他无法忍受那些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妇女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70年。希普曼从利兹大学医学院毕业，顺利进入一家制药厂工作。四年后，他穿上白大褂，在兰开夏郡的一个小诊所开始了他的医生生涯。然而，他的同事很快发现，这个看似和善的医生，竟然对止痛药上瘾，还常常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开处方配药。结果，他不仅被罚款，还被诊所开除了。不过幸运的是，他的行医执照还保住了。

1977年，希普曼收拾心情，来到曼彻斯特市郊的海德小镇重新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1993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诊所。他的妻子普丽姆罗丝，在闲暇时也会来帮他忙。希普曼凭借之前的经验和那张“和善”的面孔，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病人前来求医。

然而，谁又知道这位看似和善的医生，内心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998年9月7日，那本该是希普曼医生继续他看似体面又温馨生活的日子，却不料一夜之间，他的世界就暴露出了它狰狞而血腥的真面目。

格兰迪女士，这位海德前市长的遗孀，长久以来都是希普曼医生的忠实病人。然而，就在那个7月，格兰迪女士突然更改了遗嘱，将受益人换成了希普曼。仅仅两周后，她就神秘地离世了。她的女儿安吉拉感到极度可疑，于是毅然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挖出了格兰迪女士的尸体，惊讶地发现她的体内竟然还残留着毒品。这立刻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他们将调查目标锁定在了希普曼医生身上。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原来希普曼医生不仅给格兰迪女士注射了海洛因导致其死亡，他还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另外14名老妇人。

这一发现让警方大为震惊，但当他们在报纸上公布了希普曼的犯罪细节后，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每天，负责此案调查的警探都会接到大量的电话举报，称许多老人，特别是年迈的妇女，都死于同样的症状，而这些死者的医生无一例外都是希普曼。

就这样，一桩原本看似简单的谋财害命案，很快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系列杀人案。警方在希普曼医生的行医病例中发现了数百个可疑的死亡案例。一些死者的灵柩被打开，遗体上也找到了海洛因的痕迹。

1999年10月5日，曼彻斯特警方就其中犯罪证据最为确凿的15桩杀人案向希普曼提出了起诉。案件经过三个月的审理，终于在2000年1月31日迎来了判决。陪审团一致认为，这15项杀人罪名成立，判处希普曼医生15年终身监禁，并建议法官永不释放他。两年后，英国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采纳了法官的建议，希普曼医生的余生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永无出头之日。

在英国某个小镇上，有一群受害者家属，他们眼中闪烁着对真相的渴望。他们的亲人未能等到法庭的公正审判，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平和愤怒，他们要求政府必须继续深入调查，让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水落石出。

2002年7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调查小组终于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英国，甚至全世界。除了那15项已经判决的杀人案，竟然还有至少200位无辜的病人惨遭希普曼的毒手。他因此被冠以“死亡医生”的称号，成为了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连环杀手。

报告中详细列出了这215名受害者的信息：171位是温柔的妇女，44名是勇敢的男子。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一位93岁的慈祥老妇人，而最小的则是一位41岁的中年男子。希普曼的杀人之旅始于1975年3月，从那时起，他就像一只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悄无声息地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他的杀人手法简单而残忍：向病人体内注入致命的海洛因，然后巧妙地修改电脑中的记录，让人们的怀疑无处可寻。作为医生，他拥有合法获取海洛因的途径，这使得他能够轻易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计划。在过去的20年里，他平均每个月至少杀害一人，病人死亡率高达惊人的20%，而全英国医生的平均患者死亡率仅为0.8%。

更让人震惊的是，希普曼杀死的病人中不乏他的邻居和熟人。有6人竟然与他居住在同一条街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却能如此冷血地剥夺他们的生命。

然而，即使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希普曼仍然拒不认罪。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直至2004年1月13日选择了上吊自杀这条极端的出路。据说，在弗兰克兰德监狱时，他十分享受电视上关于自己的报道。每当播放他杀人的节目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观看，时不时还露出得意的微笑。但无论如何，他的罪行已经无法掩盖，他的一生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

1978年的一个晚上，33岁的丹尼斯·尼尔森像往常一样，在伦敦的某个喧嚣酒吧里寻找他的“猎物”。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配上他那双充满魅力的眼睛，很快便让一个年轻的男子上了钩。两人相谈甚欢，不久后，尼尔森便邀请这位新朋友回他的小窝——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

酒过三巡，两人感情迅速升温，直接滚到了床上。但当天色渐暗，尼尔森率先从美梦中醒来，他望着身边还在熟睡的“爱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忧伤。他知道，这位新朋友一旦醒来，就会离开他的怀抱，回到他原本的生活中去。

尼尔森的目光在房间里游移，最终定格在那一堆凌乱的衣物上。他突然心生一计，从中捡起了那条领带。

“我悄悄地爬上他的身体，就像猎人捕猎一样。”尼尔森在4年后这样写道，“我把领带从他脖子底下穿过，然后用力勒紧。他瞬间惊醒，开始奋力反抗，我们就像两只野兽在床上、地上搏斗。”

领带越勒越紧，那名年轻男子在地毯上蹬着脚，挣扎到了墙根，最终失去了意识。尼尔森喘着粗气，看着他的“战利品”，心中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个男人的名字。

尼尔森颤抖着坐在床边，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他冲了一杯咖啡，试图用尼古丁来平复内心的恐慌。这时，他的黑白花狗比利皮从花园跑了进来，好奇地嗅着地上的尸体。尼尔森赶紧把狗赶了出去，然后下定了决心——他要把这具尸体处理掉。

他扛起尸体，走进浴室，轻轻地放进浴缸里。然后放水开始冲洗那具年轻的身体。“他的头发真柔软啊。”尼尔森自言自语道。他仔细地洗净尸体，然后擦干，搬到另一个房间放在床上。

尼尔森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那具还温热的尸体。他盖上床单，然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个开始。”尼尔森写道，“我没想到我会在梅尔罗斯林荫道上迎来这样一位‘室友’，虽然他并不能真正陪我聊天。”

1979年10月，就在那场差点儿成真的首次谋杀后的一年，一个名叫安德鲁·何的年轻中国学生敲响了尼尔森家的门。这小伙子满心期待地和尼尔森玩一场Sm的捆绑游戏，却不料尼尔森微微一笑，把领带轻轻绕在了他的脖子上，然后神秘兮兮地说：“嘿，小家伙，想不想玩个刺激点的游戏？”安德鲁一听，吓得脸色发白，转身就跑，还不忘报警。可惜啊，这次报警只是给尼尔森的生活添了点小插曲，没掀起什么大风浪。

时间来到1981年，尼尔森的公寓成了个秘密的“屠宰场”，一共12条人命在这里消逝。其中只有4个人的身份被揭晓：肯尼斯·奥肯多、马蒂尼·杜菲里、比利·萨瑟兰和马尔科姆·巴洛。他们大多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以为尼尔森能给他们个饭碗的可怜人。还有一些是同性恋者和男妓，他们本以为找到了个可以依靠的港湾，却不料是步入了地狱。

说起这第二个受害者肯尼斯·奥肯多，那可是个加拿大来的小伙子。他和尼尔森在1979年12月3日的一家酒吧里偶然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几杯酒下肚，就成了哥们儿。尼尔森还亲自当导游，带奥肯多游览伦敦，两人玩得那叫一个开心。但尼尔森心里清楚，几天后奥肯多就得回国了，这让他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

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尼尔森趁着奥肯多不注意，拿起电话听筒的电线，就像拧麻花一样，把奥肯多给“拧”死了。他坐在地上，听着音乐，冷静地看着地上的尸体，仿佛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戏。

接着，尼尔森把尸体带到浴室里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像对待情人一样，轻轻地抱上床，抚摸着每一寸肌肤。第二天早上，他淡定地把尸体塞进碗柜里，把奥肯多的衣服随手一扔，就上班去了。

这就是尼尔森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和惊悚，却也充满了悲剧和无奈。

夜晚的灯光在尼尔森家的窗户上跳跃，他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回到了那个充满“惊喜”的小窝。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走到碗柜前，打开它，将里面的一具尸体——哦不，应该说是一位“室友”——轻轻地抱了出来。这不是他的日常吗？给这位“室友”洗个澡，换上干净的新衣服，然后让他坐在靠背椅上，咔嚓一声，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拍完了，尼尔森小心翼翼地把这位“室友”放回床上，手摆成展翅鹰的姿势，仿佛在给一位真正的爱人献上敬意。他开始对着尸体低语，那些话语充满了神秘和疯狂！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处理完这一切后，尼尔森满意地笑了。他把这位“室友”藏在了地板下，那里已经有不少“室友”在等着他了。有时候，他还会把尸体从地板下拖出来，并排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就像一对老伙计一样。

时间来到了1980年5月13日，这一天，尼尔森又遇到了一位新的“室友”——年仅16岁的马蒂尼·杜菲里。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尼尔森的邀请欣然接受，却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在尼尔森家里喝了两瓶啤酒后就上床睡觉了。这时，尼尔森悄悄地爬上来，用他那双有力的小手掐晕了杜菲里，然后将他带到厨房，把他的头按进水槽中，直到他彻底停止了呼吸。

跟往常一样，尼尔森开始处理这具新鲜的尸体

可怜的杜菲里，就这样在碗柜里呆了两星期后才被放到地板下，和其他“室友”为伴。

接下来的日子里，比利·萨瑟兰和马尔科姆·巴洛也步入了这个悲惨的命运。他们一个是因为酗酒而失去意识，一个是因为精神疾病而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尼尔森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成为了他那可怕收藏的一部分。

如今，在尼尔森家里，已经有好几位“室友”了。他们会不时地被放在床上共枕。对于尼尔森来说，控制这些“人”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乐趣，一种能让他感到兴奋和陶醉的乐趣。他已经不再对这些尸体感到有任何的神秘感，反而觉得越来越有好感，这种变态的心理真是令人发指！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尼尔森又开始了他的日常仪式——喷两次喷雾剂，一边驱散那些因尸体而招来的苍蝇，一边掩盖那股难以言喻的恶臭。邻居们总是抱怨着那些奇怪的味道，纷纷向他抗议，但尼尔森总是巧妙地以“房子腐朽”为借口，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然而，随着尸体数量的增加，他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为了保持自己的衣物整洁，尼尔森光着身子，将那些尸体一一搬到厨房里。他凭借过去当屠夫的经验，熟练地肢解着每一具尸体。他将残肢藏在地板下、花园的各个角落，甚至装进手提箱，提到院子里焚烧，以求彻底销毁证据。

经过一番折腾，他终于处理完了所有尸体，并搬离了伦敦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然而，好景不长，十六个月后，警察在他的花园中发现了超过一千枚的骨头碎片，将他拘捕。

搬到新家后，尼尔森意识到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用花园和地板来隐藏尸体了。他的新家是位于卡莱利花园23号的小楼，整个楼被分成了六套独立的公寓，他住在阁楼部分。他以为这样的地形会抑制他那难以控制的杀人欲望，但事实证明，他错了。至少有三起杀人案再次在这里上演。

新公寓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约翰·霍莱特，他们在酒吧的一次闲聊中相识。有一天，两人在酒吧再次相遇，尼尔森邀请霍莱特去他的住处喝酒。几杯下肚后，霍莱特开始耍酒疯，竟然爬上了尼尔森的床。尼尔森试图让他离开，但霍莱特却拒绝了。愤怒之下，尼尔森找来了一条装饰椅子的皮带，趁霍莱特不注意，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然而，当尼尔森打算将霍莱特的尸体搬到另一个房间时，却发现他还没有死透。他当即再次把皮带绕在霍莱特的脖子上，用力勒了两三分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霍莱特竟然还有心跳。尼尔森无计可施，只好将他带到浴室，将他溺死在满水的浴缸里。

霍莱特的尸体在浴缸里浸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尼尔森才将它塞进壁橱。为了彻底销毁证据，尼尔森将尸体肢解，一部分冲进了下水道，一部分煮烂后丢进了垃圾堆，剩下的部分则撒上食盐腌制在茶叶箱里。

看着那些被处理过的尸体部分，尼尔森不禁感慨万分：原来处理尸体也需要这么多的技巧和心思啊！

在尼尔森的诡异世界里，每一个受害者都像是一道独特的菜肴。第二位受害者阿奇巴德·格雷汉姆·艾伦，就是尼尔森手中那道不幸的“煎鸡蛋卷杀手”。那天，尼尔森精心为他准备了这道美食，看着艾伦大快朵颐，一块鸡蛋卷挂在嘴边，他突然觉得艾伦仿佛失去了知觉，昏沉得像个醉汉。尼尔森心头一动，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想要扼住艾伦的喉咙。然而，在他的记忆中，他并没有真的动手，只是蛋卷意外地卡住了艾伦的脖子，导致他窒息而亡。“哎，如果真的是蛋卷干的，那我岂不是成了无辜的旁观者？”尼尔森挠了挠头，毕竟蛋卷不会在脖子上留下证据，这让他得以逃脱罪责的困扰。

事后，尼尔森像处理一件艺术品般，将艾伦的尸体安置在浴室里，让他在那里静静地待了三天。然后，他像对待霍莱特那样，熟练地肢解了艾伦的尸体，处理得干净利落。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害者，是年轻的史蒂文·辛克莱尔。这个20岁的吸毒犯，整日在莱切斯特广场游荡，仿佛与世界格格不入。1983年1月23日，尼尔森将他带回了家，并精心挑选了音乐作为背景。辛克莱尔在轻柔的旋律中渐渐入睡，尼尔森则静静地靠近，用领带结束了他的生命。

处理完辛克莱尔的尸体后，尼尔森将他清洗干净，放置在床上。他找来两面大镜子，放在床边，脱去衣物，看着镜中两人裸体重叠的身影，尼尔森仿佛感受到了死亡与生命的奇妙交织。这一刻，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尼尔森的扭曲心理，其实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1945年11月23日，他出生在苏格兰的菲拉瑟堡，是贝蒂·尼尔森和奥拉·尼尔森唯一的儿子。然而，他的家庭并不幸福，父母的冲突不断，尤其是奥拉的酗酒和常常不回家。在尼尔森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贝蒂带着他回到了父母家。

尼尔森特别喜欢他的祖父安德鲁·怀特，但在他6岁那年，祖父去世了。贝蒂没有预先告知尼尔森这个消息，就直接带着他去看祖父的尸体。那一刻，尼尔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恶心笼罩，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死亡的气息包围。

八岁那年，尼尔森差点在海里淹死，被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大哥哥救起。然而，那个大哥哥却对尼尔森做出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件事在尼尔森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十岁时，尼尔森的妈妈再婚，他变得更加孤单寂寞。母亲忙于照顾新家庭中的四个孩子，无暇顾及他。尼尔森虽然从不表现出愤怒或攻击性，但他内心的孤独和扭曲却在悄然生长。

1961年，尼尔森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厨师。在军队里，他学到了正规的屠宰技巧，这些技能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内心的黑暗和扭曲也在逐渐膨胀，最终成为了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在军营的深处，尼尔森找到了他的避难所——酒精。他本就是一个孤僻的人，与他人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但在孤独的侵袭下，他只能借酒浇愁。服役的那几年，他分到了一间单人间，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堡垒。

每当夜深人静，他就会站在镜子前，刻意避开镜中的自己，假装失去知觉，开始他的独角戏。他扮演另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与那个角色进行着一场场荒诞的手淫游戏，借此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就在服役的最后几个月，尼尔森遇到了布赖恩·马斯特斯，他以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他疯狂地追求着马斯特斯，但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马斯特斯并不是同性恋，他拒绝了尼尔森。为了逃避尼尔森的纠缠，马斯特斯甚至让朋友编了一个谎言，说他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意外身亡。这对尼尔森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1972年，尼尔森决定改变命运，他参加了警察培训，想要成为一名正义的化身。然而，在太平间里看到的那具尸体，却让他对死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对尸体毫无惧意，甚至产生了好奇，但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他未能成为一名正式的警察。一年后，他获得了一个工作面试的职位，这个工作成了他被捕前的最后一份职业。

在人际交往中，尼尔森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关系。他渴望找到一个能与他共度一生的伴侣，甚至愿意付出一切，但前提是对方也能如此。然而，他的“镜子情节”却越来越严重，他幻想自己与另一个角色发生亲密的关系，甚至将那个角色想象成一具尸体。为了增加真实感，他还会在开始前化妆，涂上假雪，让那个角色看起来就像是被谋杀了一样。

1975年，尼尔森搬到了北伦敦的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这是一套带花园的单层公寓。他与室友大卫·加拉奇一起生活，但两年后，由于性格不合，加拉奇选择了离开。加拉奇的离开让尼尔森再次陷入了孤独的深渊。他写道：“孤独，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折磨，让我无法忍受。”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变得更加木讷，更加依赖酒精和电视节目来麻痹自己。

就在加拉奇搬出公寓一年半后，尼尔森的杀戮之路悄然开启……

在尼尔森的世界里，史蒂文·辛克莱尔成了他最后一个“作品”。他依旧用那套熟练的流程处理尸体：头、手和脚被丢进锅里煮得稀烂，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袋。一袋被藏匿在卧室的文件柜里，另外两袋则巧妙地塞进了茶叶箱。而那些无法煮烂的器官和尸肉，则顺着下水道悄然溜走。

然而，或许是下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或许是尼尔森这次的手艺太过“精湛”，下水道很快就被堵塞了。邻居们被臭味熏得忍无可忍，请来了修理工。当修理工打开下水道盖子时，意外地发现了那些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类残肢。邻居们惊恐万分，立刻报了警。就这样，这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浮出了水面。

1983年2月9日，尼尔森被捕了。面对警方的审讯，他出人意料地坦诚。从2月11日开始，他的正式讯问持续了一个星期，累计时间长达30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他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警方自己的杀人手法，甚至帮助警方辨别受害者的尸体碎片。他仿佛突然良心发现，对警方的审讯既不离题也不乞求同情，只是淡淡地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

由于尼尔森的配合，警方很快找到了更多受害者的躯体。1983年11月，尼尔森被法庭判决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或许正是他想要的——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