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使漪纹受牵连，世恩减少了去漪纹家的次数。

他们同在上海，也相隔不远，却也采取了通信的方式。信上也多半不讲近况，只是谈天说地，顶多加上几句象征性的诸如“这几天多阴多云”，“前几天有雷阵雨”之类的话。漪纹也都能意会，那意思是说他最近几天仍旧写检查，前几天又挨过一次批斗。

看见信中轻松的语句中夹杂着诙谐的调侃，漪纹也放心了许多。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一次世恩，也是漪纹做了点好吃的东西。比如馄饨、汤团等，这些东西都是何妈在世的时候经常做的，世恩也是吃惯了自家制作的馅类食物，他自己在家，不会做别的，就是顿顿吃阳春面。

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几个月。

初春的一天，太阳把压抑了一冬的阳光呼啦啦全部释放出来，使漪纹的心头有了些轻松感。几天没有接到世恩的来信，心中不免就有些担心。昨天一晚上右眼就不停地跳，让漪纹的心里很不踏实。何妈在的时候，她会嘴里念念叨叨的，然后取一小条火柴杆，贴到漪纹的眼皮上。漪纹学着何妈的方式，想要让眼跳缓和一下，但没有用，而且跳得更厉害了。她预感到是世恩那里出了问题，一定是出了问题。

上午，漪纹将家中收拾干净，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这样的时局面前，出什么事情都是不稀奇的，漪纹一点也不慌张，这个世界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抗过去的。她提着塑料网兜，盛上一大饭盒烧笋干，准备去看望一下世恩。赶到世恩那里时，已经微微出了一身细汗。毕竟已是年过花甲的人，走了几百米的路，搭乘几趟车，已有累意。走上那个旋转的楼梯时，却见世恩家的门上挂着一个硕大的门锁。楼里的阿嫂阴阳怪气地说：“快去看吧，正在大球场呢！”

“大球场”是世恩这栋公寓附近的运动场。自从“文革”开始以来，运动场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场”。逢到附近的各个单位批斗“牛鬼蛇神”时，便在运动场的主席台前拉上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批斗×××群众大会”。球场的看台上，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每次都是一个内容。这些标语口号一张贴，平时供男孩子们踢球、扇烟牌的场所便变得一片肃穆，杀气腾腾，连在里面忙着布置会场的人也好像也已佩带好专政的武器，有一种矜持的、气宇轩昂的气派。漪纹家附近的街道也有这样一个球场，只不过比这个要小。每次开批斗会，漪纹总是被人指挥着拿着马扎，坐到一群叽叽咕咕的家庭妇女堆中，她觉得这是一生中最难捱的时刻。有时想起来，就觉得怎么生命在她的手里到处都是触目惊心般的陌生和不快，她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这种陌生感。

漪纹来到球场时，球场正响起一阵震耳的呼口号声：“打倒反动权威×××!”“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打倒……”

漪纹的耳朵里已分辨不出他们到底在“打倒”谁，只听见“打倒”的声浪不绝于耳，似乎比哪一次批斗会都来势汹汹。她慌忙挤进观看的人群，往主席台前靠近。她想看看，主席台前那一排挂着大木牌，戴着高纸帽的一队里，有没有世恩。

越往前挤，看热闹的越多，多半是些停课在家闲逛的孩子。都是最能起哄的年龄，不能独立地去参加什么组织，却有足够的模仿能力在围观中活跃气氛。漪纹在这群孩子中间挤时，心里着实有些紧张，害怕他们瞎起哄。她看他们只顾着呼口号，并没注意到身边这位神色紧张的老年妇女。

她终于挤到了前排，定眼一看，世恩就在挨斗的队列边上，与她仅有几米之隔。虽说还是春天，但挨斗的人们几乎个个热汗淋漓。因为每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至少有十几斤重的黑木板，上面用白石灰粉刷着“打倒×××”的字样，各自的姓名都是被颠倒写着，上面还用红油漆打上几个大“×”。

世恩在这一堆人中似乎是罪行最轻的一个，他没戴纸帽子，只是挂着一块黑木板，上面写着“里通外国的叛徒、内奸林世恩”。“林世恩”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恰如世恩已被红卫兵小将们扭曲着的身形。

突然，在世恩一次微小的颤动时，漪纹在他的脸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伤痕。